从1949年南京和谈代表团走出来的18位民革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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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南京和谈代表团走出来的18位民革党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有哪些领导

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人员名单

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人员名单

一、从1949年南京和谈代表团走出来的18位民革党员

#头条创作挑战赛#1949年4月1日到20日，在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最后阶段进行了一次国共和谈。和谈失败后，和谈代表团代表、顾问、秘书、工作人员等等，约30人，全部留在北平。很快，代表团中18人参加了民革。

18人参加民革的情况是：代表团代表6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代表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其中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李蒸、刘斐5人参加了民革；代表团顾问4人，即屈武（中共党员）、刘仲华（中共地下党员）、李俊龙、金山（中共地下党员，电影明星，负责联系南北通航），其中屈武、李俊龙2人参加民革（中共党员屈武因为统战工作需要而参加民革）；秘书长卢郁文参加了民革。

和谈代表团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名单有不同的记载，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中，余湛邦、张丰胄、张立钧、萧金平、陈树华、杨公庶、雷仲仁、袁永竹8个人参加了民革。

发表于1995年第4期《炎黄春秋》杂志、作者署名奎松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一文称和谈代表团秘书有10人，但文章没有提供名单。而多种文献都称为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被奎松文章称为张治中的速记员。有文献提到和谈代表团的秘书除了余湛邦，还有张丰胄、潘伯鹰、严北溟、萧金平、陈树华，而这6个人正好对应了他们的服务对象，张丰胄是邵力子的秘书；潘伯鹰（安徽怀宁人，著名书法家，也是诗人、小说家）是章士钊的秘书，当时舆论有“书记翩翩潘伯鹰”之评；严北溟（湖南湘潭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在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即任其秘书；萧金平是李蒸推荐到和谈代表团的，是李蒸的秘书；陈树华与刘斐曾经同在国民党军令部工作，是刘斐的秘书。奎松文章称张治中的秘书叫“谢超”，而其他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及此人。奎松还提到张治中的随员、实际上是警卫参谋的张立钧，速记员余湛邦、袁永竹，缮写员周光宇、任宝华，另加2个译电员，总共8人。奎松文章未提译电员2人的名字。在张丰胄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一位通邮代表叫李雄，在“淘名人”网站上的一篇《卢郁文简介》文中讲到卢郁文带领9个工作人员即秘书、报务员、通航代表、通邮代表提前到达北平，这9个人有刘仲华、张月超、杨公庶、陆锦堂、雷仲仁（通航代表）、梅贻藩（通邮代表团团长）、周光宇、任宝华。这里没有张丰胄文章所说的通邮代表李雄。可见，现有的当事人回忆文章和学者研究文章尚未提供一个和谈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权威的完整名单。

事实上也参加了谈判、未列入代表团正式成员的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2人，也均参加了民革。

南京和谈代表团在和谈失败后留在北平、后来参加民革组织，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事件。

一、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的原因和重要意义

（一）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的原因

1.国民党方面顽固派“逼迫”的结果。当时和谈的起因国民党兵败求和、共产党宽大为怀，所以谈判以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为基础、为主导，国民党方面的诉求如国民党希望不要惩办战犯、解放军不要打过长江等，被共产党拒绝。最后确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被国民党方面看作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投降书，当时下野在其老家奉化溪口的蒋介石闻讯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更有许多国民党顽固派如特务毛森等公开扬言要“手枪对着”和谈代表团代表。所以，和谈代表团成员都不敢贸然回去南京，如果回去必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尤其是黄绍竑4月16日奉命张治中之命和屈武二人返回南京报告谈判结果之后受到国民党内巨大压力，深感如果留在南京安全没有保障。他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张治中，告知自己已经被迫辞去和谈代表职务，并由于没有安全保障而决定走避香港。因此和谈代表团成员一时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当和谈代表团内部协商去留时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希望留下，张治中则说：我是首席代表，我必须回去复命。于是邵力子劝他，你回去“再作牺牲，毫无意义”。

2.中国共产党热情挽留的结果。从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出发点来说，共产党人当然希望和谈代表团成员转向革命阵营，得知和谈代表团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立即热情挽留和谈代表团成员，希望他们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周恩来对张治中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在西安事变时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这次不能再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他亲自安排南京、上海的地下党将张治中全家9人全部乘坐南京政府派到北平迎接和谈代表团的飞机飞到了北平。共产党人的宽宏大量和周到安排，让和谈代表团所有成员十分感动，都感到非常高兴、非常幸运。

3.最重要的是，北平和谈期间，和谈代表团成员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多次零距离接触，通过谈判中的深度交流，他们深深感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跟着共产党才有光明的前途。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兹、刘斐、李蒸、卢郁文等，谈话后代表团内气氛热烈，人人都称赞共产党的政治水平。刘斐、黄绍竑对毛泽东赞不绝口，称赞他“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政治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宽广的政治胸怀和极具吸引力的个人魅力，使和谈代表团成员下定决心弃暗投明。

和谈期间，不仅中共领导人分别与和谈代表团成员都进行深入交谈、互动交流，互相都有了深入了解，共产党领导人以交朋友的态度，十分友善地对待他们，深度的交流交往，让和谈代表团所有成员深受教育、深深感动，也和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原国民党高官进行了深入交谈，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榜样的启发和自己的未来。周恩来还安排和谈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各地参观游览、会见亲朋好友。所到之处、所见所闻，都是朝气蓬勃、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充满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他们自然而然地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南京作出比较，他们总结道：相比之下，一个是腐败昏暗，一个是廉洁光明，他们在北平所见所闻展现了共产党领导的美好前景。

尤其是，和谈过程也让代表们认识到，国民党方面所谓和谈，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桂系权力斗争的体现。桂系貌似在争取和平，实际上他们只是企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逼迫蒋介石交出权力，而蒋介石的目的只是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白崇禧一再表示的所谓希望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只是一个骗局，当时李白二人特别是白崇禧对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十分抵触，毫无诚意。代表团代表们越来越发现自己受到了蒋介石和桂系两派反动派的欺骗和愚弄。而共产党始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缓兵之计洞若观火，不仅一开始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缓兵之计保持警惕（早在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 《关于反对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指示》中就指出其“想以缓兵之计维持已濒崩溃的统治局面，或维持一个偏安局面，待机再起”的意图），一旦发现争取桂系和平起义的目的不能实现，便立即发出“最后通牒”，随后于4月20日发起了渡江战役，并向全国进军。在四川、云南等各地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纷纷起义投诚的同时，仍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全面溃败，特别是桂系军队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可耻下场，解放军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枯拉朽地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和谈期间中共方面一再强调谈判不成功解放军要过江、成功也要过江，共产党必然胜利和国民党必然失败的现实和前景深刻地教育了和谈代表们，使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倒向共产党一边。

（二）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及参加民革的重要意义

作为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的和谈代表团，全体留在了“敌方”，看起来是历史上的笑话，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史上的佳话。

1.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共产党接受国民党方面开展“和平谈判”的请求、和谈失败后和谈代表团留在中共阵营，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减少战争中人员的伤亡。所以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通过全方位的统战工作，推动国民党军队超过188万人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包括驻外使领馆人员也纷纷起义。而此次国共和谈，因为国民党方面由桂系主导，共产党方面实际上主要目的是争取国民党桂系转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一边。在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大势面前，如果桂系选择和平，不仅可以减少大量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桂系领导人也将得到应有安排。当时给李宗仁提出建议是到北平准备参加即将成立的联合政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给白崇禧的条件是参加新中国国防军的领导，指挥30万军队。但因为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善意，导致和谈破裂，这是非常可惜的。国民党桂系的这一立场只能导致他们在战场上被彻底消灭，李宗仁也在被迫离开祖国16年后才醒悟回国。而和谈代表团为和平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后方的国民党领导者却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到和谈代表团头上、扬言要对和谈代表团加以惩处，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共产党人挽留和谈代表团成员，并且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张治中在新中国政权中担任了十分重要的领导职务，包括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充分彰显了彰显了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而和谈代表团特别是首席代表张治中留在北平、进入中共阵营，对国民党反动派影响很大，因为张治中一直是蒋介石重用信任的人，张治中反蒋“投共”，对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起到了示范作用，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新疆的和平解放，张治中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和谈是失败的，那么，共产党通过和谈留下了和谈代表团特别是张治中，也是和谈本身的重大胜利。

2.和谈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民主党派民革，融入到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新中国体制下大团结、大联合，体现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体制机制卓越的政治效能。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原国民党政权中起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来分属许多不同的派系，处于分散、相对混乱的状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于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四个方面的代表，即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58人，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决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民革的政治纲领。会议选举李济深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作为“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代表之一的张治中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成立以联系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为任务的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标志着原国民党内长期四分五裂的各个派系，在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中的时候，终于实现了团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整合各种不同政治力量方面的巨大凝聚力和政治效能，体现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成熟规范。

3.和谈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后来参加民革，体现了民革组织在引导推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这项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力量，也是民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作出的贡献。以李济深等人为创始人的民革组织，是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力量的政治组织，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以后，充分发挥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具有广泛联系的优势，积极开展军事策反活动，而成为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反动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各派民主力量中的一面光辉的旗帜，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号召力的反蒋革命组织，许多愿意转向共产党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与民革组织取得联系。这一点也可以从和谈前和和谈中李宗仁、白崇禧一再联系李济深的举动中得到印证。而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内各个民主派别团体聚拢到民革的旗帜之下，共同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接受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参加民革，也体现了民革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参加民革组织，与所有原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集结在一起，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要求，形成了作为中国8个民主党派排名第一的民主党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后来参加民革的和谈代表团代表、顾问、秘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一）后来成为民革党员的和谈代表团代表

1.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合肥市巢湖区）人。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原国民党陆军上将。1912年进入陆军第2预备学校，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1924年12月任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代理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与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下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2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4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镇压福建事变。抗战爆发后，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1936年2月兼任京沪区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9月加上将衔。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与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友好相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也常到长沙，相互沟通情况。1938年张治中作为湖南省军事最高指挥者实行“焦土政策”，“11·13长沙大火”烧死两万多居民，使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1939年2月，张治中调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与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多相过从，共同为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而努力。1945年8月下旬，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8月27日，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飞机到达延安，专程迎接中共和谈代表团。第二天，他们又陪同毛泽东等人乘同一架飞机飞抵重庆，开始与国民党展开和平谈判。重庆谈判结束后张治中又陪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往返贴身护送，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1946年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受周恩来委托营救新疆地区被捕共产党员131人，其中有小孩23人，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张治中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被称为“和平将军”。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周恩来为挽留张治中，安排地下党将张治中家人乘国民党接回张治中等人的飞机到北平，遂欣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随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在毛泽东领导下，张治中亲赴新疆，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二大以后长期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1958年9月，张治中随毛泽东视察南方多省，为多党合作历史上的佳话。“文革”时期，张治中在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仍委婉地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体现了张治中作为中国共产党诤友的本色。（参阅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2.邵力子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省绍兴市人。和谈代表团代表，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1906年10月，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三个月就被查封。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仅42天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1913年《民立报》停刊，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后任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与叶楚伧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报道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6月，《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邵力子任主编，陈望道任助编。此间邵力子从来稿作者中发现了方志敏，给予了极大鼓励帮助，方志敏早期的文学作品多发表于《觉悟》，对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一大召开时，邵力子因为《民国日报》编务工作繁忙未能参加，但一大代表转移到嘉兴南湖红船开会时，邵力子参与了联系工作。1922年10月与于右任等筹办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之上海大学，1923年任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1925年夏，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开上海去广州。5月起，历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1月，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1928年2月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国公学校长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与蒋介石、张冲组成国民党代表团，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会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他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1940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到机场欢迎，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重庆谈判，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谈，对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次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委员。1949年2月他以个人身份参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4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邵力子与张治中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常务委员，出席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是15名政务委员之一。1949年10月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即民革二大），先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工作。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邵力子积极参政议政，为新中国建设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提倡计划生育，是新中国提出计划生育建议的第一人。（参阅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黄绍竑

黄绍竑（188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和谈代表团代表，原国民党军陆军上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科毕业。早年在桂军任职，1922年初任广西南田第5路军第1统领，4月任广西自治军第3支队司令，1923年7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第5师师长，驱逐沈鸿英，9月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1924年11月被广东大元帅府委任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会办兼第2军军长，1926年3月，广西军接受广州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同年6月，黄绍竑任国民党广西省务会议主席。1927年5月，广西省政府改为委员制，黄绍竑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7月任第8路军副总指挥兼第15军军长，8月任第8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堵截参加南昌起义部队。1927年冬，黄绍竑创办广西大学，自任筹委会委员长，1928年3月在梧州举行奠基典礼，9月13日即已举行开学典礼，聘马君武为校长，第1期招生280余人。1930年参加反蒋中原大战，失败后脱离桂系投蒋，1932年5月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1933年3月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签定塘沽协定，1934年12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3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7年7月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第1总队总队长。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9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9月22日，黄绍竑和阎锡山在太原岭口会见周恩来和朱德，通过谈判同意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8月任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10月又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寿阳县半月村协商作战问题。12月蒋介石调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1938年兼任第3战区游击总司令和抗日自卫团总司令。曾向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请教抗日游击战术，并陪同周恩来到浙江各地考察。在浙江省扩充抗日自卫队，开办铁工厂，大量制造各种武器弹药，除供浙江抗战使用外，还远销广西、贵州、甘肃、安徽等省，供抗日军队使用。亲自钻研军火制造技术，因发明各种地雷发火装置及万变密码译电机获浙江省科学奖。1942年春，黄绍竑创办的兵工厂及抗日民团等被蒋介石派人来接收，他深感不满而向蒋辞职。1947年4月，出任监察院副院长。1948年6月，蒋介石将白崇禧由国防部长调为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拒不就任，蒋介石请黄绍竑做工作，黄绍竑批评白崇禧说：“你这个诸葛亮也太不亮了。老蒋放你出去掌握兵权，以后还怕不能有机会和德邻造成一个新局面。”白崇禧茅塞顿开，后来果然桂系主政，李宗仁当上代总统。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参加北平和谈。黄绍竑虽然也只是代表之一，但他的身份至关重要，因为他是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创立国民党桂系的人物，他不仅代表桂系，也会对李宗仁、白崇禧的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很可惜的是，黄绍竑和毛泽东、周恩来深入交流之后形成的认识并没有发生作用。他受张治中委托回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报告谈判结果，并且和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召集桂系重要官员开会协商，他明确建议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方案，李宗仁表现出很感兴趣，但当时桂系军权掌握在白崇禧手中，白崇禧听了黄绍竑的意见勃然大怒，认为接受共产党的要求就是向共产党投降，反而指责黄绍竑投机。白崇禧执迷不悟，没有认识到自己并不受蒋介石信任，而走上了导致桂系被消灭的道路。和谈破裂后黄绍竑赴香港，联合一批知名国民党人士，于8月13日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9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摘帽。“文革”期间因遭极“左”路线迫害，于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自杀。1980年12月31日，黄绍竑追悼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198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黄绍竑同志，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黄绍竑追悼会于1980年12月3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邓小平、彭冲、廖承志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及有关单位，送了花圈。乌兰夫、朱蕴山等两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王昆仑致悼词。”著有《五十回忆》《黄绍竑回忆录》《黄季宽先生抗战言论集》《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滇桂战争》《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长城抗战概述》《娘子关战役前后》《旧桂系的兴灭》《新桂系与鸦片烟》《“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自经历的回忆》《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在战火中主浙八年》《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等。（参阅邓定旭《黄绍竑略转》，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

4.李蒸

李蒸（1895-1975），字云亭，生于河北省滦县，原籍河北唐山。和谈代表团代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后留校任教。1923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1930年代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10个月，1930年底，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32年至1945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在校时间达14年之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成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天迁往陕西汉中，并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1939年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开始迁往甘肃兰州，1944年全部搬到兰州。他从西安临时大学起，就开展与当地社会密切合作的社会教育实验，组织大学生下乡研究乡村问题，深入了解民情，并带动学院辅导区内各中等学校兼办的社教活动。学校搬迁兰州后，他以十里店及附近村落孔家崖为据点，充分利用了学校的人力和设备，使学校成为社会教育的中心。1943年11月16日，《甘肃民国日报》特辟一版专号，报道了西北师范学院社会教育实验区迁兰成立典礼的情况，发表李蒸的题词：“努力唤起民众，提高文化水平。” 1944年8月25日，该报又刊出“西北师范学院暑期社会服务团社教特刊”，报道了本年暑假西北师范学院学生50余人参加十里店和孔家崖两村为期一个月的暑假服务队的情况，又刊登李蒸的题词：“普及教育，服务人群。”这一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地民众受益很多。抗战胜利后，部分师生返回北平复校，部分留在兰州，自此，原先的北平师范大学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在北平复校的北平师范大学，其二是留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据北京师范大学1982年出版的校史记载，从1933年到1945年，师大共毕业学生2573人，加上在兰州毕业的学生，以及各种先修班、师资班、研究所的学生在内，李蒸接触过的学生达3000余人，历届学生均成为我国教育界的栋梁。1945年11月，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李蒸在北平师大、西北师院连续服务15年以上的“乙字第一号奖状”。1946年12月17日，西北师范学院举行了校庆四十四周年大会，兰州市政府官员在大会上宣布，将十里店的一段公路命名为“李蒸路”，以纪念他对西北地区师范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1949年李蒸任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国共和平谈判。有资料显示，李蒸成为和谈代表团代表是蒋介石提名的，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蒋介石把他替下了莫德惠，因为莫德惠不是国民党员，蒋介石认为和谈代表团中有一个章士钊不是国民党员就够了。和谈失败后留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文教组副组长。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参阅《李蒸纪念文集》，李溪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5.刘斐

刘斐（1898-1983），字为章，湖南醴陵人。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和谈代表团代表。1920年考入广西南宁讲武堂，后又考入广东西江讲武堂，毕业后任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和第3路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对旧桂系部队作战。在消灭旧桂系军阀作战中刘斐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倚重。1926年春随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白崇禧赴广州与国民政府商定北伐事宜。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协助代总参谋长白崇禧指挥作战，深受信任。期间与第2、3、6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蔡畅、郭沫若等经常接触。11月辞职赴日，在东京先学习了3个月日语，后至千叶县佐仓町第1师团第57联队见习半年，考入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学习。不到两年，便翻译了日文著作《战斗纲要》一书。1930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免试擢送陆军大学继续学习4年。1934年春返桂，任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刘斐被委任为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参与大本营对日作战决策，次年改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掌管作战计划。刘斐拟定了徐州会战作战计划，并在前线协助李宗仁指挥，为台儿庄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46年5月改组军事机构，陈诚为参谋总长，刘斐为参谋次长。1949年参加和谈代表团，他和黄绍竑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询问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刘斐提出了一些意见，为毛泽东所接受。与毛泽东的一席交谈，更坚定了刘斐选择新道路的决心。当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6月刘斐潜赴广州，同李、白长谈，苦口婆心规劝他们起义，同共产党合作，未能奏效。在此期间，刘斐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做了工作。同年8月，在香港与黄绍竑、龙云等共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通电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8月下旬，刘斐应邀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等职。（参阅刘沉刚、王序平《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二）后来成为民革党员的和谈代表团顾问

1.屈武

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和谈代表团顾问，于右任的女婿。1917年考入西安成德中学，五四运动中，当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组织学生进行爱国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焚烧日货，向省教育厅长郭希仁、省督军陈树藩请愿，抗议军阀政府卖国，要求罢免卖国贼。6月下旬，屈武作为陕西学生代表赴北京声援学生运动，28日晨作为10名学生代表之一，向总统徐世昌请愿，他激于爱国义愤，冲着徐世昌含泪陈词：“如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以死力争！”说罢，就以头碰地，顿时血流如注，史称“血溅总统府”，被誉为“爱国英雄”。徐世昌被迫答应学生的要求，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1920年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1922年4月，同于右任长女于芝秀结婚，于右任写诗赞扬屈武如同古代的屈原、申包胥一样，是杰出的爱国者。1922年夏，屈武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3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北京大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屈武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12月上旬，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屈武受于右任、胡景翼的委托前往问候。孙中山委派屈武和董汝诚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陕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平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政治主张。1925年春，屈武回到北京后，又受李大钊、胡景翼的指派，与冯玉祥的代表一起赴库伦，接运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军用物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夏，屈武从中山大学毕业后，遵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9月份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4月，他即将毕业时，正遇上苏联党内“大清洗”，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受到残酷斗争和错误处理，屈武深表同情，结果被联共（布）当局以“违犯军纪”等莫须有罪名，将他发配到北冰洋岸边的一座小城服苦役。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苏方提出交涉，寻问屈武的下落，苏联当局才将屈武从流放地送回莫斯科。1938年秋回到重庆，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陆军大学教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皖南事变后，屈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与王炳南、王昆仑、许宝驹、赖亚力等在重庆成立了革命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屈武也在内。10月，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随同团长张治中前往新疆，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托，在张治中的精心安排下，由屈武具体负责营救被军阀盛世才关押的131名中共党员，他亲自去狱中探望杨之华，摸清被囚人员情况，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被囚的中共党员全部获得自由，平安回到延安。1949年4月，李宗仁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屈武任代表团顾问。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4月16日晚上，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独自办公，身边只有成元功一人，当时已是深夜，周恩来突然让成元功立即要车，命令司机把车直开西苑机场，从市中心的中南海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有二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已经越过了市区的保卫范围。当吉普车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发动，黄绍竑和屈武正在走向飞机。周恩来要求把车开进机场，吉普车风驰电掣地抢到黄绍竑和屈武两人前面停下。周恩来从车里走出来，这让黄绍竑和屈武感到特别意外。周恩来严肃地对黄绍竑和屈武说:“请你们转告南京方面，协定签字，应该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然后，周恩来又把屈武拉到一边单独说话。据屈武回忆录记载，当时周恩来对屈武说:“听说南京决定派于右任先生为特使来北平协助谈判，我们欢迎他来，如果将来决裂了，我们就请他留在这里，出席新政协。”后来南京方面拒绝签字，周恩来又对屈武说:“现在既然他不能来了，你到南京请务必转告他，解放军决定在本月20日渡江，希望于先生千万留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专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李济深、沈钧儒、张澜先生等一起参加新政协，我们一起合作!”周恩来深夜追屈武，虽然没能够请到于右任参加新政协，但突出彰显了周恩来难能可贵的真诚和真情。4月中旬，屈武又回到新疆，继续投入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屈武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迪化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并当选为第一、二、五届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中屈武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投入监狱达8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案平反，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历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1987年12月，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被推举为名誉主席。1992年6月13日在北京逝世。（参阅陈江鹏《屈武传》，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2.李俊龙

李俊龙（1909-1979），湖南湘乡人。和谈代表团顾问，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李俊龙的哥哥李卓然（原名李俊杰）对他影响很大。李卓然很早就参加爱国运动，曾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是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成员。在李卓然的影响下，李俊龙14岁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在长沙团支部会议上，他直言批评农民运动搞得过火，受到团组织的批评。不久，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3师，没有向组织报告，从此脱离共产主义青年团。有资料显示，李俊龙此间曾就读于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汪精卫组建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李俊龙参加改组派成为骨干。1932年，由汪精卫提名，李俊龙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编审科科长。12月5日，他被汪精卫任命为驻纽约领事馆领事。在美国他一面工作，一面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组织了华侨学生抗日救国会。闻知汪精卫投敌，李俊龙大哭一场。1938年5月回国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处长、第三战区政治部组长、《前线日报》社长（宦乡任主笔）。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常出入蒋介石官邸，参与研究每周政治宣传方针。1939年，李俊龙随谷正纲去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谷正纲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李俊龙任社会运动指导处处长。1941年，李俊龙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服务处处长兼社会部参事。1943年2月16日，李俊龙到军委会第三厅主持军队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影响极大。抗战胜利后，1946年，陈诚接替张治中任三青团书记长后，任命李俊龙为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处长，参加了庐山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和三青团合并后，李俊龙仍为第三处处长。1947年8月李惟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俊龙任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3月25日，张治中发电报通知李俊龙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得知李俊龙任国民党代表团顾问，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卓然为中共代表团顾问。兄弟俩共同参加对立阵营的和谈，一时传为佳话。后来，1954年11月，李卓然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兄弟俩分别担任了国共两党的宣传部副部长。和谈失败后，和谈代表团成员留在北平，李俊龙参加了新政协。1949年10月28日，李俊龙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为中南区组召集人。根据政务院李维汉秘书长指示，李俊龙与谭惕吾、卢郁文、刘孟纯等一起参加研究政府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李俊龙带头报名参加，1950年10月，李俊龙为总领队，率17位同志参加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土改结束，又深入农村就财经、文教、民主建设等方面进行调研。1957年，李俊龙被错划为右派，但最终得到平反。李俊龙作为共产党的诤友一直受到共产党的信任，他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0月，李俊龙参加民革二大，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民革中央成立发展北京各机关组织临时工作委员会，李俊龙任委员。1950年12月民革中央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在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总要求下，加强组织，发展党员。李俊龙首先在政务院机关开始发展民革组织，很快发展了20名民革党员，其中政务委员有3人，参事、秘书17人。在李俊龙、屈武、于振瀛的积极筹备下，在政务院的支持下，1951年5月30日成立了民革政务院小组。随后在人民监察委员会、内务部、交通部、海关总署、贸易部、邮电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迅速组建了基层组织，到1952年8月，一年内建立了20个组织，民革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以上。1953年，李俊龙在组织部和中央的各种会议上经常强调：民革组织要代表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1956年7月，他起草的《民革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提出，凡是已经开展社会联系工作的地方，应努力创造条件，将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吸收30%到50%入党，基础好的，还应努力提高比例。这一要求对于民革组织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民革中央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李俊龙是委员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初到70年代末，他一直在为祖国统一向台湾老友做工作。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李俊龙作为当年由李宗仁派遣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亲自到机场迎接。李俊龙为祖国统一大业付出过许多心血，直到1979年12月5日临终那一天，他还参加了全国政协国际组的座谈会，畅谈了我国外交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充满信心。

（三）后来成为民革党员的和谈代表团秘书长

卢郁文

卢郁文（1900-1968），原名卢光润，字玉温，河北卢龙木井镇人。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原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1918年，卢郁文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永平府中学毕业，考取北平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英语专业，1922年毕业后任师大附中英语教师。1925年，卢郁文在北京秘密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夏，卢郁文经由国民党北京市组织的安排，到湖南参加北伐军，在蔡廷锴部任政治部宣传科上校科长。1927年，北伐军沿京广线北进，卢郁文与几位朋友离开北伐军，到江苏滨海创办了一所东海中学，任教务主任。1928年，卢郁文进入河北省政府任职在教育厅任第一科科长。第二科科长是杨秀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高教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卢与杨在20年代初结识，一直是好朋友。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选送一批有大学学历的国民党员去欧洲留学，卢郁文担心陷入派系，放弃了公费留学，向朋友借了8000元，自费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因生活极其拮据，得到了在法国留学的杨秀峰的资助。九一八事变后，卢郁文经由法、德、波、苏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河北训政学院、天津法商学院等校教授经济学。在天津法商学院任教务长时，杨秀峰也从法国回来在该校任教授。1937年北平沦陷后，卢郁文到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负责政治经济法规条令的起草与编纂工作。国民政府西迁武汉、重庆时，卢郁文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处主任秘书、全国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等职，1942年调任河南省粮政局长，次年又被调到新疆任财政厅长兼田赋粮食管理处长和新疆银行董事长等职，稍后张治中任新疆省省长，卢郁文留任，与张治中合作融洽。抗日胜利后，卢郁文辞职返回南京，张治中让卢郁文夫妇在自己的官邸居住，并让带一封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称赞卢郁文“品学兼优，堪以重任”，因此蒋介石一见卢郁文即提出让他去任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或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此职后为蒋经国担任)，卢郁文一一婉言谢辞。他找到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谋了一个参事的闲职，目的是脱离政治圈子搞点经济实务。1947年国民党“行宪”，卢郁文通过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关系，以国民党遴选提名的方式在河北冀东一带参选，当上了立法委员。1948年下半年，卢郁文同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策划拖延和阻挠蒋介石把资源委员会下属工厂矿山设备拆运台湾。李宗仁组建和平谈判代表团时，卢郁文因张治中的举荐，被任命为代表团秘书长。3月31日，卢郁文率秘书、报务员、通航代表、通邮代表刘仲华、张丰胄、张月超、周光宇、杨公庶、任实华、陆锦堂、雷仲仁、梅贻藩9人先期到达北平。当时卢郁文的儿子卢存学已在北平参加解放军，在和谈代表团到北平的第三天，穿一身解放军军装的卢存学到六国饭店看望父亲，张治中笑着说：“来呀，进步的儿子先跟反动的爸爸打一架。”引得哄堂大笑。当他知道卢存学学的是新闻时又打趣说：“好呀，你去接收吧，我们把报纸、通讯社、电台都交给你们。”和谈期间，毛泽东分批接见了代表团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会见卢郁文和李蒸时毛泽东说：“两位都是大学教授，我才是中学教员呀。”因为会见时间是早晨，卢郁文便说：“毛先生起床这么早哇？”卢郁文问，毛泽东回答是“我还没睡觉呢。”毛泽东又说：两位是学教育学经济的，建设国家要靠发展经济和教育。谈话3个小时之后，毛泽东招待两人共用午饭，江青作陪。和谈失败后，周恩来于21日深夜12时前往饭店做说服挽留工作，先找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谈，后找卢郁文谈，直到凌晨三时始辞去。4月24日，南京到北平的飞机带来一封何应钦要求代表团回上海的亲笔信，五位代表共同签署了一封回信表示暂不回去。代表团中有两位秘书曾想随机回上海，但经卢郁文劝说没有走。稍后卢郁文被特邀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后又被任命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副秘书长，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12月，卢郁文参加了民革，是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他有很多精彩故事就不介绍了。1968年10月6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经请示毛泽东批准召开追悼会，骨灰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人民日报》上发表讣告。 （未完待续。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一、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有哪些领导

查阅文献得知，列人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
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
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
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
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
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
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
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
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
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
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
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
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
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二、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人员名单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周恩来、林伯渠等。

1、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

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2、朱德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3、张澜

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男，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清末秀才 ，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张澜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紧密相联。

4、周恩来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5、林伯渠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

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

1960年林伯渠先生去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归故里。

三、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人员名单

查阅文献得知，列人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人、政 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就在前一天，即9月30日闭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