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120年祭，当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是怎样“争”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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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120年祭，当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是怎样“争”来的？

为什么罗斯福要用庚子赔款给中国第留学生

庚子赔款与清华是怎么回事

美国当初为什么要培养庚款留学生？

一、庚子赔款120年祭，当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是怎样“争”来的？

撰文 | 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

1909年的10月，身穿250元银洋特殊订制的洋装，秉志会同首批考取的总共47名庚款留美生，由外务部主事兼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率领，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起程。同船赴美的还有梅贻琦、金邦正、胡刚复、张子高、王琎、徐佩璜等人。

1909年，第一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合影

该年9月在学部衙门考棚进行的留美考试，可称得上是“至为严格”的选拔。

4日，考国文，5日考英文，7、8两日校阅试卷，8日发布初榜，初试取录68名，淘汰十分之九。9日开始复试，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10日考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史；11日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后三日考官随考随阅，核定分数后，由游美留学处将取定学生传至该处核对笔迹，取“具愿书”。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秉志

在各省选送加之京师报考的550多名考生中，仅取用47名。

可以想见，当这47人登上“中国号”时，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及此后若干批的庚子赔款生，行将开创中国的一个全新时代；身着洋装登上“中国号”的他们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给未来的中国在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的深远影响，会波及整个世纪，甚至到今天。

将退还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从而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这一结果竟然是美国人全力争取到的。

清末外交官梁诚

1903年，农历二月初一，新任驻美公使梁诚率一众随同人员乘坐美国公司高丽轮船，由香港启程赴美，三月初六抵达华盛顿。

对于年近四旬的梁诚来说，美国乃是“幼学旧游之地”。20年前，年仅12岁的他便获选第四批留美幼童进入美国菲力学院学习。1881年，当年留美的四批幼童被借故召回，学业中辍。回国后的梁诚，学以致用，多年活跃在外交场合，为国效力。

如今，再次踏上美国国土的梁诚，将要完成的是行将影响中国走向现代进程的一件大事。

01 庚子赔款，美国倡导减额

“当赔款（庚子赔款）之初定也，美国政府本已定意，于合宜之时，将派定数目改正，除本国政府、国民应得之数外，所有溢数，愿请中国勿庸担任。”1907年，庚款兴学几成定局，时任美国国务卿罗脱追述交涉经过时这样说。

罗脱所说并非虚言。

早在1900年赔款谈判之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即表示“我们并不期望完全赔付这样一个总数、像其他列强那样提出可能超出中国赔付能力的极端要求。”

1901年5月7日，当各国提出约合4.5亿两白银的赔款时，美国谈判代表柔克义于7、9两日分别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经由中国谈判代表陈述还款困难，以达削减目的。10日，海约翰在给柔克义的电报中认为这一总数太高了，提出如果其他国家同样缩减赔款的话，美国政府愿意将所要求的赔款减少1/2。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可思议的是，清廷居然答应了赔款。

此后，5月22日，柔克义在各国参加的外交团会议上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了4.5亿两的赔款，但当初我们提出这一要求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数字，因此不能就此把它理解为要求中国偿付这一巨款的承诺。28日，海约翰再次表示，“这一数额太大了，恐怕会给中国造成灾难”，如有可能，将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美国的提议终没有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

劝说未果，海约翰和柔克义开始考虑率先退还庚款超额部分，希翼他国跟进，一同退还。

02 初步交涉，回款用于资学

1902年，《纽约时报》刊登文章，介绍国务卿海约翰正考虑如何向中国退还多余庚款。

1904年12月6日，在海约翰的授意下，柔克义草拟了提交国会的关于退款的备忘录：

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以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和我们以前也有过向中国退还多余部分赔款的政策，故而向国会提出庚子赔款对中国是否存在不公正的问题是我的职责；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对减轻中国沉重的债务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一建议获得国会的批准，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偿总数的一半。

1904年12月15日，驻美公使梁诚奉命与美国商讨还金还银问题，海约翰对中国的困境表示出同情。梁诚乘机提出美国退还赔款的要求，获得海约翰的口头承诺，他认为梁诚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

梁诚即于当天将美国有意退款之事，函告外务部。退款交涉，自此开始。最初的交涉颇为顺利。海约翰表示：“此事倘议论不生阻力，必于贵大臣任内办妥。”

1905年4月，即将来华就任驻华公使的柔克义与梁诚会面。5月13日，梁诚致书外务部：“自海约翰代陈鄙意，倡议减收，又经诚运动劝说，近来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即固执如户部大臣疏氏者，亦不复显然相拒。观其机兆，似可图成。美使柔克义于此举尚表同情。”

而柔克义亦对退还庚款后的用途甚表关切。梁诚确信美方乐于看到的结果是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美：

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耶！

梁诚劝说清廷在适合的时机将此种意愿照会美外部办理，这样“或能于秋间议院开会即行交议，早日告成，于大局不无裨益”。梁建议清廷将庚款兴学的宗旨明白地告诉即将上任的美国公使柔克义，则“机轴愈紧，成功愈易”。

03 迭生波折

然而，恰在这期间，中美关于粤汉铁路的交涉陷入僵局，美方反对中国收回路权，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于此事“颇不适意”，态度极为强硬。1905年5月，由于美国通过新的排华法案，迫害驱逐大批华工，引发中国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

鉴于美国对华贸易受到的巨大冲击，1905年6月，罗斯福指示国务院，除仍坚持禁止华工赴美外，对他项人等要以礼相待，恢复退款交涉。

1905年7月7日，一直负责减款事宜的海约翰去世。12日，已来华履任的柔克义给美国总统写信，希望推进减款，达成海约翰的夙愿。

在过去的几年里，海约翰经常与我说起此事，每次他都表达这样的意见，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履行公正。但退款的事情在国务院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是在海约翰和我之间一再讨论，因此，提请您关心此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

1905年8月22日、29日，罗斯福在给柔克义的信中表示，因清廷在收回粤汉铁路和抵制美货运动中所持的态度和表现，“我不能确定退还庚款之事会经历多么漫长的过程”。

但罗斯福对议院态度的担心并不妨碍他个人的“积极”态度。1905年9月，罗斯福会见梁诚，对退款一事，等议院开会时即行讨论，同时表示，虽海约翰已去世，他则“自当勉竟其志”。得到信心的梁诚，积极“运动议绅、报馆发论赞成，以期决可”。

但不料，11月，广东发生连州教案，五名美国人被杀。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盛传中国正在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罗斯福甚至商议派军队对中国进行威胁。直到1906年3月，应罗斯福要求，清廷发布保护外人的上谕，猜忌才算扫除。

04 使命达成

此间，美国的热心中国教育与传教的人士也纷纷向总统进言，力促退款留学计划。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在呈给罗斯福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得知退款事宜后，把防止再次发生义和团一类革命运动与退款联系起来，拟定了一项利用庚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发展在华教会学校的计划，引起教会领袖重视，并晋见罗斯福力陈此议，呼吁美国以最大的真诚、勇气和希望、以“美国援助东方”为座右铭、毫无偏见地迎接中国行将到来的巨大转变：

与过去相比，中国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的转型几乎尚未开始，它必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加速进行。在此过程中，首先提出的是道德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这场非凡的革新对所有西方国家都将是意味深长的，但对美国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

1906年4月3日，罗斯福在给传教士明恩溥的回信中仍表示“我之所以一直怀疑是否要将赔款用于你所提的建议，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是否会把它看作一个软弱的行动而犹豫不决”。但他同时明确赞成将退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承诺只要不出现一些重大的相反的理由，他本人将会采取行动，通过行政法案和哈佛、耶鲁等大学机构的共同努力，争取国会通过退款议案，并指出今后将由国务卿罗脱负责处理此事。

退款迟迟不能实现，令驻美公使梁诚万分焦灼。1907年，梁诚致书外务部，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再拖几年，一旦美国现在的政府要员被换掉，此事将成泡影，自己“不得不以全力相搏，作争胜须臾之想”。

为推进退款，梁诚四处活动，托付与他交谊深厚的美国内务部大臣格斐路、工商部大臣脱老士再一次向罗斯福“密申前议”。

1907年4月，罗斯福知悉梁诚即将奉调回国，随即约请梁诚会谈减款一事，表示“欲于贵大臣回国之前，宣布此事，以践前诺”。为避免梁诚在回国之前“乏善可陈”，6月15日，国务卿罗脱特意正式致函清廷，宣布美国总统将在下次国会开会期间要求授权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有关赔款协议，豁免和取消部分庚款。

1907年7月3日，在核清退款，确认“美国各埠著名报纸，异口同声，极力赞助”“国会核议，必不拒驳”后，梁诚启程回国，结束了他的交涉使命。

1908年5月25日，罗斯福签署了法案。12月28日，发布退款命令。31日，国务卿罗脱将决定正式通知了清政府。

05 美国“胁迫”中国将退款用于资学

虽然罗脱已正式通知中方退款兴学，但对于如何使用款项，中美间仍存分歧。

早在1905年，清廷收到梁诚的信件后，虽原则上不反对将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美，但鉴于“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并不赞成全部用于兴学。直隶总督袁世凯建议先用于兴办路矿，再以所获余利用于兴学。

外务部在接到梁诚的来信后，虽认为“办理学务，似无须如此巨款”，但鉴于庚款兴学“为美廷所乐从”，以及当时中美之间正为粤汉路权问题进行交涉，为不影响美国退款，也不敢对庚款兴学提出异议；但清廷此时依然坚持之前的立场，时下更希望的是将庚款用于东三省的开发，以抵御俄、日两国的侵吞。具体的设想是，设立本金为2000万美元的东三省银行，在美国发行债券，以东三省的一部分收入和退还的庚款为抵押，然后以东三省银行的盈余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美。

为此，奉天巡抚唐绍仪与时驻奉天美国领事司戴德频频接触，商讨事宜，并来北京拜见柔克义，希望得到支持。不料，柔克义与美国政府对此均不感兴趣，1908年更是指示司戴德“不要插手”此事。

1908年5月25日，在美国国会通过退款的议案后，国务卿罗脱指示柔克义就此问题征求清廷意见。而在讨论中，柔克义近乎“胁迫”清廷必须将退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美。他没有立即照会清廷外务部，而是先非正式通知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询问意向。

在随后6月10日与唐、梁二人的会谈中，柔克义递交了他拟订的清廷致美国政府照会和他本人致清廷照会的草案，供参考。6月30日，梁敦彦送来外务部照会草案，却略去了赴美教育使团的内容，柔克义当即表示不能接受，要求梁转告庆亲王弈劻：

如果外务部致美国政府是这样一个照会的话，我担心总统将不会放弃庚子赔款的权利；如果中国希望美国放弃这种不容置疑的权利的话，必须提出充分和很好的理由，向总统证明他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在一个确定的年限内成立一个大规模的赴美教育团，将对总统有很强的吸引力，将有助于中国实现退还部分庚款的目标，但中国派遣教育团的决心必须明确、正式地表达出来。

7月9日，在和唐绍仪的会谈中，柔再次强调：如果中国希望美国早日归还部分庚款的话，清廷必须坚定地执行派遣学生留美计划。最后，二人商定4年每年选派100名学生赴美，学习期为8年，此后为每年50人，直到赔款付清为止。

7月14日，在确知清廷的照会完全满足要求后，柔克义才与外务部正式交互照会。10月31日，柔克义又与外务部拟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就留美学生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06 最后的努力

然而，退款用途问题的交涉并没有因为7月14日的照会发布而宣告结束，相反，不久后，清廷即宣布将任命唐绍仪为赴美特使，名义上对美退款表示感谢，实则游说美政府支持东三省借款计划。

柔克义得知内情后，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此意图，指出中国的财源愈来愈拮据，财政改革没有任何前景，如果将庚款用于借款担保，很可能过几年后派遣留学即因财源缺乏而被迫停止。

美国政府接到通报后，立即在全国广泛公开发表清廷的照会，“让世人都知道中国将用退还的庚款派遣学生留美”，以杜绝届时唐绍仪提出新方案。随后在1908年12月9日进行的会谈中，美国国务卿故意对唐绍仪的建议保持沉默，不置可否。

唐绍仪访美失败后，清廷对于庚款兴学计划仍然不甚热心。1909年1月9日，美国国务卿指示柔克义转发美国政府对落实中国派遣学生留美的关注。3月20日，柔克义照会外务部，表示美国方面已为接受中国留学生做好准备，“外部愿中国速选学生筹备一切，迅来美国就学为盼。”

此后，为了抵拒中国将此减还之款改做他用，1909年4月，美国政府更是制定了一套繁琐的“先赔后退”的办法。

5月14日，柔克义再次照会外务部，对于清廷迟迟不履行上年10月间达成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及对他的照会未做反应提出强烈抗议。柔克义威胁外务部：“如中国政府不按上年7月14日所云办法及草案速行酌定，本大臣无法，祗可达知美政府将现行减收之法停办，俟贵国将派生赴美留学生之章定妥，再行议订减收之法。”

在美国一再“催促”下，1909年7月10日，清廷颁布《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正式启动留美计划。

按照赔款条约，美国应获赔款合2400多万美元。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了解到：“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二百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即菲律宾）防次全案报销。”因此，此项赔款，“实溢美金二千二百万元”。按照柔克义的估算，美军费开支不超过500万美元。

但最终，美国海陆军费被“高估”为965.5492万美元；民间赔偿部分，也从宣布退款前的200万美元增至280多万美元。

1908年5月，美国国会授权总统退还1075万余美元，尚不到海约翰当初提出退款总数的一半。

从1904年提出到1908年退还，谈判历时四年，双方往返磋商、波折百起。

而美国退还庚款，在其他列强看来是对《辛丑条约》的一种自我否定。一份日本办的英文报纸这样评论：“在我们看来，美国这种故意脱离他的战友的行为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华盛顿这一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中国人都会把它理解为美国在1900年行为失当的一个迟到的招认。这是一种感情用事的政策，除非它纯粹是一个算术问题，否则，感情用事在国际关系中是很难找到其安全位置的。”

但是此后，在各国进步人士以及中国政府的争取下，多余的庚款相继被各国退回，用于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

07 让谁出去更合适？

关于选派学生的年龄以及转习何种学科，清廷内部存有争议。曾任清朝驻美使馆参赞的颜惠庆在其《自传》中回忆道：

当美国退还庚子拳乱赔款时，曾暗示我国，应用以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于是发生究竟应遣送何种学生之争辩。学部主张选派成年、而中文已有根底的学生。外务部方面，特别梁尚书敦彦，则认为须拣选幼童，以便使之彻底美化……他曾严重地申说，我国外侮频仍，备受侵略，如不彻底改革，时不我与，覆亡立致。

他的见解，全凭本人过去的经验和印象。彼随容闳博士赴美时，不过十二三岁的幼童。他对于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印象最坏，认为多系“小政客”，昧于国家观念，简直未曾了解现代教育的真谛。至于反对方面，则深恐幼童去国太早，势将丧失其“国民性”，变成一彻头彻尾的洋人……

留学生究竟应该选择何种科目，也有待于解决。

鉴于彼时留日学生，多趋于法政一途，回国后，志在作一小官，或公务员，以资糊口……因此多数主张学生游美，必须着重理、工、农、商等实际有用的学术和技能，庶几回国后，可望对于祖国的改造和建设，有真正的贡献。少数亦可选习文、哲一类的科目。

后来，学部与外务部拟定的《遣派学生赴美办法大纲》中规定，学生年龄为二十岁以下（秉志当年报考时是24岁，怀疑虚报了年龄）。

后来规定，清华游美学生，百分之七十习理、工、农、矿、商；百分之三十学文哲、政法、教育等科。

但这一规定并未强制执行，学生留美后均有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如胡适与赵元任就转了文史。

注：本文完成于2009年，始发于《科学新闻》杂志。

一、为什么罗斯福要用庚子赔款给中国第留学生

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

灯市口左近的史家胡同，相当地宽阔轩敞，两旁都是深宅大院，透着贵胄气息。这条胡同平时并不嘈杂，但在1909年9月初的几天却相当喧闹。

大清国第一次留美资格考试就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的640名考生云集京师。

考试相当复杂和严格，共有15门功课。第一轮考试安排在9月4日、5日，只考中、英两种语文。语文过关者，才能进入下一轮考试。第二轮从9月9日考试，第一天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考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历史；第三天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监考者除了大清国外务部与学部的官员，还有美国使馆的官员。最后的录取率并不高，共47人，仅为7%，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参考者与监考者们或许并没能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场将注定被中美关系史铭记的特别事件。这场特殊的考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美国乃至世界。

1900年春夏之交，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华北、东北地区都爆发了义和团*。随后八国联军入侵，大清中央政府流亡西安。经过复杂的台前幕后折冲和激烈的讨价还价，中国与14国共同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当时全国人口平均每人1两白银计，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000万两，史称“庚子赔款”。

美国的表现在列强中相当特立独行，它自始至终都拒绝将大清政府作为自己的作战对象，而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中国政府剿匪的角色。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美国坚决反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美国甚至要求将赔款数额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但因遭到其他列强坚决反对而作罢。

赔款数额确定之后，正逢国际市场上黄金上涨，白银下跌，列强认为中国以白银支付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要求改用黄金支付，而这样一来，中国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为巨大。这就是困扰晚清财政史上的所谓“镑亏”问题。

此时，美国研究如何通过主动减少自己的赔款额，带动列强共同削减赔款，以帮助中国“减负”。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奉命在1904年底向国会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可主动减少一半庚子赔款。

1905年1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商讨庚款支付方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表示：既然中国已经同意了向其他列强支付黄金，美国必须享受同等待遇；但为了帮助中国，美国考虑退还部分赔款。梁诚向国内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这笔拟议中的数千万美元退款“合则见多，分则见少”，不应摊发给各省，给贪官污吏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这“树人之至计”，就是在国内“广设学堂”，向国外“遣派游学”。这样，美国“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中国则“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己适相反”。

梁诚对退款用途的看法与美方一致，但没有得到北京大员们的支持。当时正值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搞(活)”攻坚阶段，资金缺口很大，新政的成本多靠摊派解决，因此形成了越改革越*的恶性循环，甚至引发基层群众对如此改革的暴力反抗。美国人在这个时候主动退款，不仅够哥们，而且简直是久旱降甘霖。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建议，应该将退款优先用于兴办路矿、发展经济，再用所获余利去办学，那就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袁的观点代表中央的主流意见，但当时中美之间正因粤汉铁路的赎回问题而关系微妙，中方不便对退款问题多加议论。随后，又因为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政府担心此时退款会被中国的愤青们解读为美国向中国屈服。如此迁延，直到1907年中美关系逐渐恢复了正常，两国才能就庚款退款及用途展开正式谈判。

此时，东三省成为大清国的战略焦点，为抵御日本和俄国在该地区越来越猖獗的掠夺，中国一方面将东三省作为改革特区，实行政策倾斜，加快“移民实边”，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将美国作为开发东北、抗日拒俄的最主要同盟者。当日、俄、英、法在远东结成一个松散的同盟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议中、德、美三国结盟与其对抗，得到中国的积极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希望以美方的庚款退款2000万美元作为资本金设立东三省银行，以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和美国庚款退款为抵押在美国发行债券，东三省银行的利润则可用于派遣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但此举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几乎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亨廷顿？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在各界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了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前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当年10月31日，两国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留美学生的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

此时，东北问题更为尖锐，大清政府派出唐绍仪出访美国，希望能为东北开发争取更多的美国资金，而最简便的莫过于将退款直接用于东北建设。但美国在此时选择了放弃中德美三国联盟的构想，转而与日本妥协。美日两国订立了《罗脱-高平协议》，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唐绍仪的使命彻底失败。

美国对退款的使用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并毫不掩饰地表达其对大清政府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的极端不信赖。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严格的退款计划，要求中国仍须按原额按期向美国缴纳赔款，美国收到后再将退款转交中国，设立专款账号，专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有时甚至干脆是棒喝下，对提升GDP比对办学更为热衷的大清政府终于半推半就地跟上了步伐。庚款退款办学迅速制度化，为了保证留学生质量而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的选拔，也居然在贪腐成风的大清国及之后民国，成为“一小撮”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仁政之一。

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吊诡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为了“主义真”而“砍头不要紧”(无论砍别人的头还是砍自己的头)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他们对待“同志”或许也能做到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待“敌人”却基本难以做到寒冬般的冷酷无情，“革命意志”极其薄弱。

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二、庚子赔款与清华是怎么回事

不是的
庚子赔款的退款所退的都是本金余款，已经支付赔款和利息是没有退还的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三、美国当初为什么要培养庚款留学生？

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

“庚款留学生”简单的理解就是美国人用中国的“庚子赔款”以各种方式退还给中国的其中一种方式。

留学影响：
庚款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还包括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以及外交方面，庚款留学生知道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从总体上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