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一生坎坷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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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一生坎坷的苏东坡

苏轼一生的遭遇及当时著名的诗词

于诗词中品读苏东坡的一生——读《幸会！苏东坡》有感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怎么写

一、青未了｜一生坎坷的苏东坡

一生坎坷的苏东坡

付延平

苏轼曾对自己的一生作过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病逝前两个月，遇赦北还游览金山寺时，看着自己的一幅画像，心里百感交集，写下的《自题金山画像》诗。他用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到处漂泊，功业只是连连遭贬。可以说这首诗成为了苏轼在最后时光里，对于自己的一生，最贴切、也是最为真实的诠释。

纵观他几十年的人生，几起几落，风风雨雨，失意坎坷，一生入狱一次，多次被贬。一贬再贬，一次比一次远，真可谓是倒霉的一生。

当初，他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时，东坡才22岁，可说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又得欧阳修等名人赏识，一时间名声大噪，可以说风光无限。

然而正当他意欲大展宏图之时，一个噩耗从故乡传来——苏母去世，他只得回乡守孝。期满才回到京城。也是命运多舛，刚做了几年官，其父苏洵又故去，又回乡守孝三年。待重回到京城，形势已发生了变化，王安石新党当政，以前的恩师欧阳修和相交的朋友都受到了排挤。

当时的形势对苏东坡相当不利。他如果“识时务”也许成了“俊杰”，可原本就任性豪侠的东坡，心中对这一切很是不平。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看到了新法的弊端，接连上书神宗，反对变法方案，搞得王安石很是愤怒，并就此遭到王安石一派的排挤。无奈,只好自请外放为官。他如触到霉头一般，从此开始了一路坎坷的人生旅途。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历时百余日的狱中生活，终于告一段落，苏东坡得以重见天日。

“乌台诗案”总算了结，惊魂未定的苏东坡黯然离京，踏上了远谪黄州之路。初到黄州时，苏轼的内心是抑郁，迷茫的。虽然郁闷，却没有被打击得一蹶不振。他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方巾，穿上了芒鞋短褂。筑水坝，建鱼池，请教老农，喂养牲口，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说来命运也是一大讽刺，苏东坡正要定下心来快快乐乐隐居，过“淡而有味”的生活时，1086年神宗一死，太后就让保守派的司马光复位。短短几个月，苏轼从仕途的最低谷，一位贬谪黄州的罪官，一位躬耕南亩的农夫，一跃擢升为三品大员，官袍由绿换绯，由绯改紫，并成为新的权力机构的重要角色，迎来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真可谓如梦如幻。

然而不和时宜的苏轼，人京以后，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然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他在新法、旧法中终处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地，被再次外放。

苏轼的一生，都在新法、旧法中浮沉，与当时位高权重的权贵相悖而行，因而屡屡遭小人陷害。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被放逐惠州。南迁时，原来他以为粤东的惠州是蛮荒瘴疠之地，谁知竟出乎他的意料，惠州原来山川风物，美不胜收。一向乐天派的苏轼，抵达惠州后不几天，便发出“海山葱曦气佳哉”的赞叹。在惠州三年间写下了不少赞美惠州山川景物的佳作，最著名的当然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他是十分眷恋和热爱惠州的。在惠州他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士轻打五更钟。”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的睡眠。当朝宰辅章敦看到那两句诗说：“原来苏东坡过得这么舒服！”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令。

在苏东坡曲折的被贬经历中，最后一站是今天的海南省儋州市。贬谪海南，苏轼心里明白，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他让所有的家人留在惠州，只带小儿子苏过前往。

这年七月，苏轼抵达儋州。生活之艰难困苦，更是超过黄州、惠州。初到时，暂租一公房安身，可是公房年久失修，甚至下雨时一夜要将床搬来挪去。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已久，派人稍加修葺，可是后被当局知道，遂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撤了他的官职。东坡只好在当地黎人帮助下于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并自命为“桄榔庵”。

苏轼在儋州，不仅没有魂归海南，还留下千古芳名。在海南的3年间，他向当地老百姓学习栽种、酿酒、作墨，过着自种自食的田园生活；他与各地朋友相互唱和，写下大量诗文；他传教授业，海南人士多仰慕随学，学生姜君弼“白袍瑞合破天荒”成为海南第一位考中举人者。苏东坡推动海南文明进程，是泽被海南的一代宗师。

不论生活给予了苏轼什么，他总是以一颗豁达的心接受，他对生活充满着热爱。你把我贬到黄州，我有酒有肉日子赛过神仙；你把我贬到惠州，我有荔枝鲜果度日不觉艰难；你把我贬到儋州，我教书育人造福一方百姓。

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无可争议的巅峰，是一个令人景仰的大文豪，是名纵千古的大才子。在生活上，他能看轻一切生命坎坷，淡然处世，将那些悲伤都活成了诗。苏轼的一生是充满矛盾、饱经忧患、丰富多彩的一生。如果要用一首词来回顾苏轼的一生，我觉得一定是下面这一首才可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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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轼一生的遭遇及当时著名的诗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考取进士。历任福昌县主簿、文理评事、殿中丞等。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再徙常州。哲守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起为翰林学士。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飞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作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又因此受到旧党程颐的攻击。元祜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徙颖州、扬州、定州。八年，复行新法，时新党已变质，他又被贬至南疆的惠州、琼州、昌化等地。徽宗即位、遇赦北还，次年卒于常州。

苏轼，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所谓“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艺才华颇高，散文、诗、词、书、画等，成就都很高。其词作多为怀古伤今，咏史咏物，说理谈禅，书怀言志，农村风光，抒情叙事等等，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而容纳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扩大了词的领域。形式上力图不受音律约束，使词离开音乐而独立存在。许多词作豪迈奔放，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散文。

苏轼是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佑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谤讪朝廷”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还。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杰出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在任地方长官期间，苏轼关心民众疾苦，做了许多利民的好事，深受民众拥戴。苏轼博学多才，是著名的散文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作品标志着北宋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苏轼是著名诗人，他同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苏轼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他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苏轼还是著名的画家。此外，在农田水利、教育、音乐、医药、数学、金石、美学、烹饪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苏轼生平大事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

二、于诗词中品读苏东坡的一生——读《幸会！苏东坡》有感

林语堂曾经说过：“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苏轼是一个无法被定义的才子，他在诸多领域都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传奇人物。但由于儿时的阅历与体会不够，早年学习语文，学习苏轼的词，虽然背记了不少他的名篇，也只是了解了他人生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时隔多年，重新拾起苏轼的词，有了对历史背景的认识，也有了自己的成长体验和阅历，愈发理解了少时被其诗词出题折磨多年的词人心境。断断续续读了几周的《幸会！苏东坡》终于读完了，我发现自己通过这本书，终于重新审视了一次苏东坡，对他有了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认识。而他灿若群星的词作也贯穿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于是我便萌生了通过苏轼的名句名篇来品读串联起他的人生的想法。

苏轼早年出生在四川眉山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苏洵考官屡试不中，便将工作生活的中心，转向了对儿子苏轼与苏辙的培养上面。有了这样一种严谨好学的家风，苏家两兄弟也逐渐开始在读书治学中崭露头角。

嘉祐二年，苏轼第一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获第二名，年纪轻轻就名动一方，得到欧阳修的称赞，被授官赴陕西凤翔供职锻炼。在赴任途中，他路过了曾经与胞弟苏辙一同赶考时的住所，与苏辙对旧景怀往事，写下了《和子由渑池怀旧》，语重心长地道出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人生哲理。

在凤翔任职时，一日要从凤翔返回长安，临行前，苏轼特意给在凤翔交游时结识的好友董传作了一首别诗。二人意趣相投，交情不浅，苏轼十分欣赏他生活贫苦却儒雅有才华的精神风貌，为他写下了《和董传留别》，赞美他“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陕西地方考察期满，苏轼调回京师任职。熙宁四年，因不满王安石的新法改革，苏轼自请外调杭州，在任杭州通判期间，一日与好友漫步在钱塘湖畔，看到西湖水光山色烟雨朦胧的美丽景色，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独辟蹊径地描摹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情态。

杭州期满改调密州，在地方的政绩渐渐有了起色。熙宁八年，正值壮年满怀报国理想的苏轼，一天与好友出门会猎，联想起国家西北地区还饱受着辽国与西夏的侵袭，忧患起国力不振、弊端重重的国家政治命运，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恣意豪放地道出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同年，已近四十周岁的苏轼，想起发妻王弗英年早逝，一别已是十年。千里孤坟，而自己远在密州政事繁忙，想要伤怀却无以寄托，只能在梦中与妻子相见，而梦里还是她十年前年轻时的样子。梦中醒来，思绪难断的苏轼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他留给亡妻的深情思念。

第二年暮春时节，苏轼登上自己主持整修的超然台，遥望郊外春景，想起时间已近清明时节，应当回乡扫墓，而远在密州任职的自己却无法归乡，只好抒文聊以告慰自己，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台作》，一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自我排遣之情跃然纸上。

密州任上，中秋时节，与胞弟苏辙遥隔两地，举家团圆之时，兄弟二人却仍不能相聚。苏轼对月怀人，把酒问青天，大醉至天明，酣畅淋漓地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道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密州任满，调职湖州，苏轼在路过扬州的时候，看到平山堂中，早已仙逝的老师欧阳修遗留的手迹，不禁睹物思人，缅怀恩师，写下了《西江月·平山堂》，感慨万千地道出了“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初到湖州任上，需要上表谢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借表哀叹自己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地方政绩一无所有，写下了《湖州谢上表》，略显不满地表达了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为官感受。

这一表懑言点燃了抨击苏轼的导火索，朝野上下纷纷上奏要求罢免苏轼官职，甚至想要置苏轼于死地。乌台诗案的爆发使得苏轼再一次成了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作为党争的牺牲品，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苏轼险遭杀身之祸。苏轼狱中自觉时日无多，只是舍不得弟弟苏辙，还没来得及好好做兄弟就要离开，写下了《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充满对苏辙“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愧疚之情。

大难不死贬谪黄州，如同死里逃生的苏轼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低沉的时光。元丰三年，无比落寞的他写下了《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仿佛已然看透了人生一般，道出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在那个独守黄州的中秋夜晚，幽然写下“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在黄州的日子是苦闷的，政治上失意的苏轼为了消遣自己的愁苦之情，寄情于山水，多次来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玩。经历过生死存亡的危难，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句气吞山河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叹出历史车轮与时代英雄的无尽轮回。当然，如此壮美的景色不止让苏轼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词句，意犹未尽的他还留下了两首流传至今的名篇《赤壁赋》，道出了“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超然心境。

黄州任上，阳春三月外出游玩，年逾四十五岁的苏轼，感叹时间的流逝如同东逝水一般无法挽留，光阴荏苒时不我与，提笔写下了《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略带哲思地道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同样也是在踏青路上，一日道中遇雨，同行的朋友们皆奔走相避，只有苏轼自己悠然漫步在雨中，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他已然超脱于俗世，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旷达地吟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同样惊艳的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仿佛穿越了千年，眼前一位蓑衣竹杖、历经沧桑却未尝失去生活趣味的老者，正在向我们徐徐走来。

在黄州地方奔波许久，虽常出门与美景相伴，苏轼内心却始终郁郁不得志。夜深人静的时候，难眠的苏轼出门在院子里散步，抬头望月，想起那天边的孤鸿，宁可孤独清高也不愿同流合污，借以自比，写下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孤傲地道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元丰七年，黄州任满，苏轼改迁汝州团练副使。在去汝州赴任的路上，路过九江，苏轼便与好友约好同游庐山。看到庐山连绵起伏的山峰、变化多端的风景，苏轼不禁有感而发，借一首《题西林壁》寓理于其中，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暗含出看待事物角度与方法的有趣哲理。

同样是在赴任的路上，苏轼途经泗州，与好友一同游玩，在南山上清茶野餐。一面是美丽的景色，一面是美味的佳肴，身为美食家和词人双重身份的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写下了《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野餐景象，实在让人艳羡。

元丰八年，政治环境改善，苏轼终于重新获得了重用。他回到京城，与曾被贬岭南的好友王巩相见，席间被王巩的小妾劝酒，询问到岭南的生活状况是否比较艰难，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令苏轼大为赞赏，写下了《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心情舒畅地道出了“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汴京任高官期间，有一日僧人惠崇请他为自己绘制的《春江晚景图》题画诗，苏轼欣然应允，写下了《惠崇春江晚景二首》，饱含生活趣味地描绘出“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的生动场景。

然而在汴京任职的好景不长，由于苏轼心直口快，遭到嫉恨，官员们纷纷上奏弹劾。厌倦了无穷无尽的党争，苏轼在烦闷中写下了《行香子·述怀》 ，看清了官场因浮名浮利而污浊不堪的景象，想到自己建功无望，不如归隐乡间，“几时归去，作个闲人”，余生与“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作伴。

元祐三年，苏轼再次请求外调杭州，终于得到恩准。元祐四年，在杭州任职期间，治湖修堤，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元祐六年，杭州任满，恰逢老友钱穆父去瀛洲赴任，途径杭州。苏轼在送别朋友的同时，自己也行将启程，同为游子的他心生感慨，写下了《临江仙·送钱穆父》，惆怅地道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元祐六年是个不平常的年份，苏轼先后辗转了杭州、颍州、扬州三个地方任职，频繁的政治任命，充满矛盾的政治生活，让年事已高的苏轼有了更加强烈的归隐念头，写下了《和陶饮酒二十首》，道出了”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

元祐七年，哲宗皇帝下诏再次启用苏轼，任朝廷要职，然而没过几年，神宗时期的变法派卷土重来，疯狂打压苏轼等人，苏轼被一贬再贬，贬谪的第一站便是惠州，那是岭南的一片蛮荒之地。此时的苏轼心情已经平静许多，在政治上才能得不到施展，反而在生活中找到了乐趣，平素喜爱美食的他，第一次吃到当地产的荔枝，就爱上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写下了《惠州一绝 / 食荔枝》，略显夸张地流露出了自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欣喜与资深吃货的本质属性。

而晚年与他一同相伴的最后一任夫人王朝云，也时常吟唱他填词的《蝶恋花·春景》，为政治不得志的他消愁解闷，唱出了“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所以当朝云在惠州病逝的时候，苏轼也十分悲伤，屡屡写词缅怀，写下《西江月·梅花》，一句“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字里行间藏着自己对朝云的深情思念。

本打算“长作岭南人”的苏轼没有料到，自己的贬谪之路还未走完。被一路贬到了儋州（今海南地区）的苏轼，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一段被贬谪的时光。

元符三年，苏轼终于等到了北归朝廷的时刻，在渡海回京的前夜，感到自己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苏轼，写下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道出了“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可北归的路途是那么的遥远与漫长，建中靖国元年，他在真州金山寺见到了当初李公麟为自己做的画像，感慨自己的一生旅程，唏嘘自嘲，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总结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诗中三个地点，正好是自己三次贬谪所任职的地方，百感交集的苏轼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这首诗完成的六十多天后，这位一生坎坷却又乐观旷达的东坡居士，病逝于北归途中的常州。

三、苏轼生平事迹研究怎么写

文/潘嘉伟
苏轼字子瞻，生于眉山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享有极高赞誉，而他平生的坎坷波折，也成就了这位大师的文化地位。因而，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正是对其文化生涯的探索。
【一】少年天资
苏轼在经传历史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因而苏轼写文章并不拘泥于格式，在想要停的地方停，想要说的地方说，行云流水、豪放肆意既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本人的个性。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在苏轼十岁时，其父苏洵到四方游学，其母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很小便可对古今盛衰之事发出议论，且言辞犀利，直刺要害，常令程氏欣喜满怀。
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已精通各类经传史学，知识广博，且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便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作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奇，定他为进士第二名。后来苏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当面向梅尧臣表达了对苏轼的赞叹。
三年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又被欧阳修举荐进秘阁，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第三等，是宋初以来第二位得此成绩的人。同年又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
苏轼的文才已初露峥嵘，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宋英宗和宰相韩琦，都对他赞赏有加。至于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赞扬，我想，除因他极高的才学以外，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或许也为他出了一份力。
苏轼与欧阳修等人的结交，也使他的名气更加出众，而他所作的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笔墨令同时代的文人顿时光彩、狼狈不堪。
【二】万民所颂
苏轼不只是在著文作诗方面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
宋神宗为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开心，下令低价购买江浙一带的彩灯在元宵节时以得欢颜。然而苏轼的胆子却一向不小，敢于泼皇帝的冷水，认为宋神宗这是以自己不必须的玩乐来夺取额百姓必须的钱财。还好宋神宗本就是个不错的君主，接受了苏轼的进言，取消了此举。
他担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聚于徐州城下，富人们都争着出城避水，他说什么都不同意，把他们又给赶了回去。我估计那些富人们一定将苏轼的祖宗十八辈都诅咒了个遍。苏轼当然听不到他们心底的咒骂，又跑到军队，让他们的将士与他一起救堤筑坝。亲自率领兵卒端着簸箕刚起铁锹筑起长堤，任泥水恣肆、洪波万丈而不顾。
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适逢大旱，他跟朝廷商量，乞得一些粮食，同时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救了不少人的命。因旱而起的疫情也在肆虐，他像个暴发户似的，眼睛都眨一下，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五十两黄金，配上收集来的一些钱，建造治病的场所。
杭州离海近，致使当地泉水都受到了大海的熏陶，一般人都受不了那又咸又涩的泉水味道，为此，唐朝刺史李泌和白居易先后造井开河，使百姓有了充足的水源，只不过水中有许多茭白根，所以每年都需要疏浚河道。然而到了宋朝却把这治河的光荣传统给丢了，害得茭白根积成田，淤泥堆积，运河废弃，水井干涸。苏轼见这水堵着，心里也发堵，所以又将河道疏通，将水井修复，还发起募捐，修建大坝。他舒服了，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为了铭记此事，他们就把那条大堤给变成了纪念品，命名为“苏公堤”。
当然，他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像什么修堤筑坝、派兵缉盗、为民请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当了官后并未染上官场的习气，也因此多次请求从朝堂之上调于外地，这既因为他的脾气为官场所不容，也是因为他不愿沾染到一丝一毫的官场黑水，生怕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掉。
而他在地方做官之所以能够能够得到百姓爱戴，也正是因为他文人的秉性让他为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对得起良心。同时，许多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贫是福，都并不太在乎金钱， 似乎对钱没什么概念似的，这也是苏轼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民所想的原因之一。
【三】缠斗安石
苏轼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的死对头，他们两人常常互掐，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们二人身上，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大清朝的刘墉、和珅都有些类似，但这二人又略有不同，因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师。
熙宁四年，王安石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
当时的宋神宗听了他的想法，就召集了翰林院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人来商议。苏轼为此专门写下奏折表示反对。认为制度的选择应与时代相适应，现今的科举制度是祖宗之法，一直沿用，但国家盛衰却与此无关，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
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又上书长文论新法的不利之处。认为不再让三司管理财政而又创立三司条例司来求利会让百姓生疑，以为是用皇帝的名义来谋利；增加税收会使穷困人无法生活而助长贪官污吏的气焰；乱任谏官，会使谏官没有约束，可能会歪曲事实、法纪混乱。
全文由古即今，对比各法，举例驳斥，比喻说理。将新法的诸多弊端呈现而出。
苏轼甚至在为考试进士策问出题时，为了讽刺王安石辅佐宋神宗独断专行地处理事务， 故意出了个“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题目。事情结束后便请求到外出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乐得逍遥。
而苏轼虽然处处与王安石对着干，两人早已交恶，但却并未真正的互相仇视，这可能是因为苏轼个人的才华令王安石佩服，也或许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修养。然而无论怎样，两位文化巨擘都因为这真正的君子秉性而名垂青史。
【四】乌台诗狱
这件事是苏轼个人人生前途的转折点，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普遍遭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人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好的想法，但是一实施起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宋神宗为了广开言路，专门设立了一种谏官制度，为皇帝报告各级官员的过失，然而这种看似正义的监督机构本身却得不到很好的监督，这个舆论机构中的谏官成了左右舆论的人，谏官完全有着颠倒是非的能力，很容易改变决策者对事实的认知和决策。为此，苏轼曾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宋史·苏轼传》）道出了乱用谏官的巨大危害，然而宋神宗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间接导致了“乌台诗狱”的发生。
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开始了对苏轼的污蔑。
李定据说是一位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此人为苏轼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所列的罪状令他本人愤慨异常，如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初无学术，滥得时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他的意思无非三点：苏轼出身不好，有罪；苏轼最初学问并不高，名气是假的，有罪；苏轼文章虽然文理不通，但已经够得上煽动老百姓造反的水平了，有罪。
然而，事实又是什么呢？苏轼早年出身贫寒就有罪过了吗，那好了，全天下的百姓不知有多少出身贫寒的，假如穷人都有罪的话，那不知道这全天下的牢房够不够用的；苏轼学问不高却能考中进士获得欧阳修等人的赞扬，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学问比苏轼高呗，那就让两人比试一场不就行了？还说苏轼文不中理却足以煽动百姓，好像苏轼会像个泼妇似的无理取闹似的，更何况他不是说苏轼文辞不中理都能够山洞百姓造反吗，那么他这比苏轼更有文采的人是不是比苏轼更有造反的嫌疑？
李定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然而他为了栽脏苏轼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被扳倒苏轼的喜悦冲昏了脑袋，因而他不知道他说苏轼文不中理、文中无理，自己反倒先开始无理取闹了。
舒亶和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来诽谤苏轼，说苏轼常常写诗文来讽刺皇上，苏轼写的反文已经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的程度。
还有宰相王珪，他文章烂俗，浮于表面，却自我感觉良好，嫉妒文坛新秀苏轼的名望，早就想对付他了，这刚好是个机会，他拿出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一诗：
凛然相对谁敢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他告诉皇帝，这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足可以证明苏轼有二心。皇帝说：“他写桧树，与我何干？”他说：“写到龙了还不是指皇帝吗？”皇帝却反驳道：“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令王珪无言以对。
检举苏轼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苏轼过去的好朋友，沈括。可为什么连苏轼的旧时好友都要陷害他呢？是因为苏轼真的令人讨厌吗？其实问题并不在苏轼，而正是因为沈括。他虽然是科学家，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他的为人却不比他的创造能力。苏轼与沈括二人本是好朋友，身份地位相当，可是突然有一天，苏轼的地位竟高过了自己，甚至连皇帝都在自己面前夸赞苏轼，令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便希望将好朋友拉下来，不能让苏轼的地位高过自己。于是他竟拿着苏轼为他写的送别诗到宋神宗面前说这诗中有着讥讽朝廷的意味。这也怪不得王安石都会说沈括是个不可亲近的小人。
苏轼被抓了，他被差官绑着一路示众，颜面尽失，他只是个文人，不是武夫，他害怕自己的罪会连累家人，从湖州到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长江，于是他两次投湖自尽，却因为看守严密而未能成功。
东坡入狱，身陷囹圄。
持续的逼问与严刑拷打。
通宵的侮辱与诟语摧残。
牢房中的一切丑恶露出嘴脸，粗暴在蹂躏善良，卑贱在折磨高贵。
苏轼熬不住了，他只是一个年逾四旬的孱弱文人，他满身伤痕地招了，他说他有罪，他说他心怀不忠。
他最终绝望，睁着眼等待着死亡，打算看一眼死神的摸样。
不过死亡的阴霾最后仍旧没有将他掩埋。星星点点的良知在渐渐汇聚，杭州百姓为他公开做了解厄道场，狱卒梁成悉心照料他的起居。
当时的左相吴充对宋神宗进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苏轼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
太皇太后在病中说：“尝忆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近闻轼一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中和，宜熟察之。”（《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他甚至在皇帝为她求寿而大赦犯人时，说不须赦免天下犯人，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都责问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
无法想象当苏轼得知自己被释放是有怎样的欣喜，但从他在牢狱因陷入绝望而托狱卒送给苏辙的诗中所透露的悲戚中，也可略微试做猜想。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集》之《狱中寄子由》）
苏轼活了，带着行囊，带着李定们的慌张，远走他乡。
苏轼来到黄州，身后的繁华世界化成了遥远的透明泡沫，眼前的古木破宅却也有点不真实，叹了一口气，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游玩的好地界，好风景。
他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忧愁渐渐淡了去，心里又开始了些逍遥的想法，于是在东坡结庐，舒舒服服的做起了他的“东坡居士”。
然而一些小事也令他有些苦闷，他是个好交朋友、豪爽豁达的汉子，遭贬谪之前他与朋友们几乎日日欢歌、应酬不断。然而，自他到了黄州之后，他的朋友们几乎不再和他通信既无来信，也无回信，苏轼寄去的信像是跌落了深渊，换不回一丁点儿笔墨的回音。
他的苦闷在给朋友的信《答李端书》中也有描述：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然而，就是黄州，这么一个远离繁华，远离喧嚣，终日山野水急的地方，却令苏轼再一次升华。他的文章不再是为了赢得赞扬引起震动，他在垦荒种地中慢慢褪掉了繁华，回归了空灵，脱胎换骨。
遭贬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场灾难。他由巅峰跌落谷底，尝到了死亡迫近的味道。然而，这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机缘。乌台诗狱令他看清了小人的嘴脸，也令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由此而深度自省，也由此真正站上了文化大师的高台。
【五】回朝离乱
元祐元年，哲宗即位，他与宰相蔡确商量好，招苏轼回来做礼部郎中，升为起居舍人，然而苏轼却不答应，最后只愿意以七品小官的身份到延和殿侍奉皇帝。
到了元祐二年，他已被升为中书舍人，任命为翰林学士，且被宋哲宗和宣仁后赞赏。
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四年，他又因为一些言论令当权者所恨，请求外到杭州。之后的几年里，苏轼接连被召回，又接连外调。
到了绍圣初年，又遭劾奏，被指控所写的诗文是在讥讽先朝，因而贬至惠州、昌化。已经六十岁的苏轼渡过海峡，住在这荒僻的海南岛，也就不再盼望着归期了，这里的艰难比黄州更甚，连墨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幸好，他是苏轼，就是老了，也有着自己的豪气。
他凭吊冼夫人庙、朝拜黎族诞生地黎母山，与邻舍喝酒，和朋友游玩，与小儿子苏过一起议论文章。丝毫不像是一个贬官应有的豁达。海南，是苏轼离家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更是他最开怀、最舒心的一次经历。他不会再去想朝堂之上的乱象，归根到底他也是一个文人，他永远做不好官，他文人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官场，他的才华也不是一纸公文所能承载的。
元符三年，苏轼又被人记起，他拖着老迈病弱的身体向召唤他的北方走去，然而，他却不属于官场，那年，他六十四岁，在常州长眠。
【六】文化贡献
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一转《易传》但未能完成，苏轼为满足父亲遗愿，写成《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另有著作《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此外还留有大量书画作品。如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贴》、《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雨竹》。
苏轼作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由他领起的豪放派词作一洗词的婉约娟秀之态，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深刻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诗文全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全然没有那种故作华丽的忸怩小气之态，别具一格的文风，令人赞叹其才气豪情。
苏轼一生坎坷不断，而这一切的发端正始于他前半生的好运气，生于一个经学家庭令他自幼受到诗文经典的熏陶，二十岁又一鸣惊人，为欧阳修所欣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因而他当时的诗文都有着不可一世的锐气与狂气，因此才会在与王安石争勇斗狠时毫不退让，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许多人眼红他的名气，瞧不起他的狂妄，开始了对他的陷害，使他投身牢狱，远谪黄州。这一番经历令他反思自己，以致后来他的诗文再也见不到名利浮华的内容和不可一世的味道，更少了对政治的嘲讽，对自身学识的炫耀。整体风格更趋空灵，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是儒家向佛家的转变。
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蜕变既是靠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对文化的高度感知力得来，也与他曲折的人生际遇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些波澜坎坷毁了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当他长眠，他的光芒也同时觉醒。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
《苏轼诗集》
《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