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否定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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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否定论的前世今生

揭秘：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屈原这个人

屈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楚辞》到底是什么关系？（参考文帖）

屈原是虚构的 离骚是谁写的？

一、屈原否定论的前世今生

【青年学者论坛】

对话嘉宾： 陈静（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师）

王志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翟新明（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谢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师）

点评嘉宾：黄中模（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 间： 2021年5月8日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是“屈原否定论的前世今生”。马上就到端午节了，本次对话的主要目的是纪念屈原，同时也想通过对屈原否定论作一个总括性的梳理，来应对每到重要时间节点网络上就会出现的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权的相关话题炒作，以期引导大众科学地认识、学习和研究屈原。

今天的对话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屈原否定论的历史梳理；二、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原因及论据；三、屈原否定论的学理缺陷。

首先，关于屈原否定论的历史，先请翟新明博士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他两位再作补充。

屈原像 资料图片

一

翟新明：历史上的屈原否定论有过两次大的论争。第一次论争从20世纪初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生在中国学界内部，海外汉学家也发出了域外之音。

汉代以来，学者已对屈原著作权有所质疑；进入近代，廖平最早系统地否定了屈原著作权。在《楚辞新解》（1906）中，廖平认为《楚辞》是天学《诗》的传记；至《楚辞讲义》（1914），又称《楚辞》即秦博士所作《仙真人诗》《九章》等非屈原一人所作，《史记》所载《渔父》《怀沙》也是托名屈子。从现存著述来看，廖平事实上并未否定屈原的存在，只是否定了他的著作权，但经过谢无量《楚辞新论》记载廖平“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之观点，后世多认为廖平为否定屈原存在的第一人，并遭到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可谓是历史的“误会”。

其后，胡适在《努力周刊》副刊《读书杂志》第一期（1922）发表《读〈楚辞〉》，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真实性表示质疑，认为屈原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针对胡适之说，曹聚仁、徐旭生、陆侃如发表《对于〈读楚辞〉的商榷》《〈天问〉释疑》《读〈读《楚辞》〉》，认为《屈原列传》是基本可信的，屈原也是真实的。

在否定屈原和屈原著作权之余，也有学者将署名屈原的作品指实为其他作者。许笃仁《楚辞识疑》（1933）提出《离骚》作者为汉代淮南王刘安，并认为《怀沙》为贾谊、《九歌》《天问》为汉人所作。1938年，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楚词研究》，收入三篇文章，都否定了屈原的著作权。丁迪豪《离骚的时代及其他》（1931）认为《离骚》是楚曲名《劳商》，是汉武帝太初元年稍后楚地人所作。何天行《楚辞新考》认为《屈原列传》是刘向或刘歆续写；屈原并不存在，《离骚》的作者是刘安；除《天问》是秦末之作外，其他的作品均是汉人所作。卫聚贤《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1937）也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屈原”之名为贾谊伪造，司马迁故意将《离骚》系在屈原名下。

元张渥绘、褚奂词《九歌图卷》 资料图片

1951年，光明日报《学术》栏目发表朱东润《楚辞探故》四篇，认为《离骚》的作者是刘安，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十月作；除《天问》是战国楚人所作外，其他楚辞作品皆作于秦汉之间。郭沫若、杨树达、沈知方等发表文章对朱东润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朱东润没有回应，此次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学界内部的这一争论也引起了欧美汉学界的关注。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教授孔好古遗著《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天问〉》（1931）认为胡适、陆侃如的质疑缺乏足够的证据；鲍润生在《屈原的〈远游〉》（1927）、《屈原的生平及诗歌》（1928）中批判胡适、陆侃如的观点，论证《远游》为屈原所作。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屈原研究》、剑桥大学教授霍克斯《楚辞》英译本的写作也受到这一论争的影响。等到1953年屈原入选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国内学界对屈原的真实性也就再未有公开的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第一次屈原否定论之争长达五十年之久，但直到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发表《屈原否定论系谱》（1977），才首次将从廖平到朱东润的观点冠以屈原否定论之名，并再次引发大陆学界的关注。

第二次论争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80年代，始于日本学界的研究，进而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与系统批判。

冈村繁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1966）发表《〈楚辞〉与屈原——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一文，认为《屈原列传》不可信，《离骚》《哀郢》都是屈原死后不久对其记忆犹新的诗人的手笔。1968年，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丛书》第五种《文学史》中收入了铃木修次《〈楚辞〉与屈原传说》一文，认为屈原名下流传的作品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其大成而产生的文艺作品。三泽玲尔最早在《亲观察》复刊第1号（1968）发表《古代楚国的悲歌》，否定了屈原存在；又在《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21号（1981）发表《屈原问题考辨》，认为《离骚》不是由屈原创作，而是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

《楚辞》书影 资料图片

上述论著均在日本发表，国内难得一见。1983年，黄中模教授邀请韩基国翻译并发表三泽玲尔和稻畑耕一郎的论文。1983年8月，辽宁师范学院举办“屈原学术研讨大会”，国内期刊也相继发表了多篇批判论文。1984年端午节，四川师范学院举办“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展开以“清算新旧‘屈原否定论’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次论争即以中国学界对日本学界的集体批判而宣告结束。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学者掀起的第二次屈原否定论，才间接促成了国内对屈原与《楚辞》研究的重视，进而引发爱国热情和研究热潮。

还可提及的是，中国学者的批判也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三泽玲尔在《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32、33号（1988）发表《〈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一文，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家井真《〈楚辞〉天问篇作者考》（中译本收入《神与神话》1988）认为《天问》是《离骚》之前的作品，作者为刘安；石川三佐男《楚辞新研究》（2002）结合出土文物论证《九歌》等作品作于汉代，这些都延续了屈原否定论的基本观点。此外，台北丽人书屋还曾于1969年出版唐一乔的《屈原，真的没有这个人》，也属于屈原否定论的著作，但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与日本学界产生的影响更不可同日而语。

王志翔：从历史的角度看，屈原否定论的发端在中国。那么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渐趋式微的屈原否定论为何又出现在日本？中日学者当时是如何就此问题产生联系并开始讨论的呢？

在中国诸如廖平等学者否定屈原的观点出现之后，虽然部分学者对“否定论”做了回应，但相对而言，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其实并不激烈。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或在于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实性是毫无争议的。如此一来，国内学者对屈原否定论便缺乏系统的反驳。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陆续有学者开始接受屈原否定论的观点并刊发文章，屈原否定论成为国际学术问题。有鉴于此，屈原否定论也成为中国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学者对屈原问题的关注推动了中日学者间关于屈原问题的讨论。

1983年，《重庆师院学报》刊发了陈守元、黄中模、稻畑耕一郎及三泽玲尔讨论屈原否定论的四篇文章，拉开了中日学者间关于屈原否定论论战的序幕。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经过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先生的多次努力，1984年成都召开了全国性的“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集中了当时国内研究《楚辞》的主要力量，批驳了国内外的屈原否定论，将中日学者关于屈原问题的论战推向高潮。同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汤炳正先生的《屈赋新探》，书中对屈原出生年月、《屈原列传》《楚辞》成书等问题的考察，也是对屈原否定论的回应。之后的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1987年和1990年，黄中模先生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和《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先后出版。1996年，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出版。这些著作是当时学者对屈原否定论讨论的代表性成果，推动了屈原及楚辞研究。

《屈原问题论争史稿》书影 资料图片

陈静：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在第一次屈原否定论论争中，还有一位重要的学者曾对屈原否定论进行过批驳，他就是朱维之先生。朱维之先生1925年在《青年进步》杂志上刊发了名为《楚辞的研究》的文章，从司马迁其他作品涉及屈原生平，以及司马迁同时代的人对屈原有叙述这两个方面来证明屈原生平是可靠的，并不局限于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来反驳胡适，可以说是比较高明的。

还有一点是在第二次屈原否定论论争结束后，几乎再无人否定屈原的存在。但在2017年，台湾学者龚鹏程教授接受环球网的采访，并推出了《楚辞？爱国诗人？说说屈原这笔糊涂账》一文，认为“未必有屈原这个人”，并列出了三点理由来否定屈原。当然，南通大学的周建忠先生很快就写了一篇名为《楚辞学是门真学问》的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上，对龚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周先生说屈原否定论的很多说法已经被楚辞学界驳斥了，没有市场了。龚鹏程教授的言论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二

王志翔：那么，屈原否定论到底为何出现？持“否定论”者有何论据？今日来看，“否定论”出现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文献本身的问题、学术研究的时代风气、研究者的方法及论证逻辑等方面，具体如下。

记载屈原的史料及屈赋文献本身的问题，是屈原否定论出现的第一个原因。持否定论者的立论依据如认为先秦文献中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屈原列传》有不合理之处、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也没有记载屈原事迹。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否定论者所说，今日可见的先秦文献中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否认先秦时期没有记载屈原的文献，也不能推断司马迁在写《屈原列传》时没有看见记载着屈原事迹的先秦文献。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曾作《〈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章发微》，认为《战国策》中有关于屈原的史料，肯定了屈原的真实性，推翻了先秦文献不载屈原的观点。又如《屈原列传》中的问题，胡适于《读楚辞》中称：“《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就此观点看，尽管《屈原列传》中的确有后人增补的内容，但若以后人增补的文献否定《屈原列传》通篇的内容，并得出“楚辞作于汉代”或“刘安作楚辞”等观点，无疑是不妥当的。关于日本学者三泽玲尔因《资治通鉴》不载屈原而否定屈原的观点，黄中模先生以司马光所作《五哀诗·屈平》等材料为证据，说明“司马光对屈原十分尊崇，对《史记·屈原传》所作的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也是十分赞同的”。

《战国策》书影 资料图片

屈原否定论出现的第二个原因与特定时代的学术风气相关。廖平及胡适最初讨论屈原问题的时间恰好是中国疑古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不仅屈原被否定，整个先秦时期以三皇五帝为系统的中国古史观也被全盘推翻。顾颉刚所说的“层垒的”古史观，与胡适称屈原为“箭垛式”的人物有相似之处。疑古学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若疑古太过，则弊大于利。由参考文献可知，在司马迁之前，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就认为屈原自沉于汨罗。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也明确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不但认同屈原是真实历史人物，还对屈原沉渊处进行实地考察。

屈原否定论出现的第三个原因与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和论证逻辑相关。如胡适的治学方法是“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但胡适往往将假设作为他论证的前提和最终论证的结果，因而难免有臆断之嫌。“否定论”者更为普遍的问题表现在他们的论证逻辑上。如何天行认为《离骚》与《淮南子》中有大量共同的神话传说，由此判断《离骚》作于汉代；三泽玲尔认为古以色列集体创作的《约伯记》与《离骚》有相似的主题，故《离骚》也当为集体创作，而非屈原个人所作。诸如此类论据，在逻辑上都是错误的。

另外，日本学界出现屈原否定论还有其独特原因：一是受到中国屈原否定论者观点的影响；二是如赵逵夫先生所说，在日本“很多人不知道屈原”，历史上广泛流传于日本的中国文学作品多是明白易晓的诗歌，屈赋并不在其中。

陈静：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原因，中日双方有所区别，又有共同之处。共同的原因，除了“文献不足征”，还有就是屈原研究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学界对屈原的生卒年、世系、官职、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等聚讼纷纭。这样一来，自然会使一些学者感到困惑，进而引起怀疑。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屈原否定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日本持屈原否定论的学者几乎都采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等来研究屈原及其作品。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将这些理论和方法与屈原及其作品本身，以及其产生的时代特征、文化背景等进行很好的结合，而是简单生搬硬套，于是得出了屈原是传说中的人物，《离骚》是民族歌谣等错误结论，进而怀疑、否定屈原。

翟新明：除疑古思潮外，还应注意到最早的屈原否定论者廖平所具有的好奇求新风气。廖平的老师、湖南学者王闿运就具有好奇求新的治学特点，其《楚辞释》称宋玉《高唐赋》为屈原之军事奇谋，可称奇崛；廖平作《楚辞新解》《楚辞讲义》，可以说受到师承影响，也就更有颠覆传统观点的内驱力。

三

主持人：屈原否定论者的这些论据可靠吗？能不能据此就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权呢？或者说，屈原否定论在学理上存在什么问题吗？

陈静：我把它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论证材料的选择上，屈原否定论者不够严谨。有些材料本身尚待证明，或存在争论，他们用这些材料作为论据，就不能让人信服。如何天行认为《山海经》中的《海外内经》为前汉作品，《大荒经》为前汉以后作品，而《离骚》中的神话传说多与《山海经》类同，所以他据此认定《离骚》作于西汉。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所以这个结论就不可靠。

《山海经》书影 资料图片

第二个方面是，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看，屈原否定论者对有关资料与论点，或无中生有，或者片面曲解，或者有意忽略，存在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主观臆断等逻辑错误。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陆永品、毛庆、黄刚等先生曾经进行过概括，有以下几点：

一是牵强附会。把毫无关系的资料和《楚辞》相关联，作为否定屈原或其著作权的证据。比如廖平先生凭借《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始皇让七十博士作仙真人诗一事，加上《楚辞》中的作品多篇存在语意重复的现象，就认定《楚辞》是秦始皇让七十博士所写的命题作文。他所依据的事实基础非常薄弱，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就把毫无关系的事物强加联系，稍加推敲，就能驳倒。所以郭沫若先生驳斥廖平先生的观点，只用了两个理由：一是《离骚》有“名余曰正则”，秦始皇避讳政字，连正月都要改成端月，哪有他的臣下做诗敢用正字？二是秦人所作的刻石辞等韵文，都是以四字为句，而且质实，和《楚辞》的气韵格调完全不同。

二是以偏概全。以小论大，片面地根据局部问题来推论、代替全部。比如屈原否定论者因发现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一点问题，就怀疑一切，认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可靠，进而认为《史记》不可靠，屈原也不存在。且不说他们所列举的疑点并不能证明《屈原贾生列传》不可靠，即使《屈原贾生列传》有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屈原不存在，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这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是主观臆断。不依据客观事实，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考据，仅凭个人的臆测就得出结论。比如胡适先生认为屈原不会存在于秦汉之前，因为秦汉之前不会有屈原这样的忠君观念。反驳的学者很容易就指出这样的忠君观念是存在于秦汉之前的，比如《论语》中就有，比如春秋时期楚国的钟仪、申包胥身上都体现着浓厚的忠君观。这也是屈原否定论者对文献研读不认真的表现。

四是假设推理。以没有根据的假设代替史实，并以假设为前提，然后再用推理的办法，得出结论。但由于前提是假设的，前提不正确，结论自然也不可能正确。陆永品先生认为这是屈原否定论者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失误。比如三泽玲尔先生在论证时常使用“如果是……是，……那么……就同……一样……大概早就不容许……”这种假设推理的句式。可以看出他的前提是假设的，推论过程也充满假设，在重重假设之下，结论自然也是猜测性的。再如朱东润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指出他把假设作为前提，得出的当然就是“大致”“可能”“似乎”一类猜测性的结论。凭借这些假设推理来否定屈原的存在，自然是错误的。

五是有意忽略。只选取能证明自己主观观点的材料来论证，对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置之不理。比如何天行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离骚》中用了许多修字，比如“修名”“修能”等，是刘安为了避父亲刘长之讳。但实际上，《离骚》中同样用了许多“长”，比如“长顑颔亦何伤”“长太息以掩涕兮”等，就被何天行忽视了。

王志翔：汤炳正先生曾使用阜阳汉简中早于刘安时期的《离骚》《涉江》残句，推翻了否定论者认为“刘安作楚辞”的观点。此外，汉代文本多用小篆或汉隶书写，但战国时期生活在楚国的屈原无疑是用楚系文字书写楚辞的。近些年来新发现的战国楚简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及安大简等，为我们提供了屈原时代楚地文字的真实形态，其书写风格与汉代迥异。如此则可以说，经秦代“书同文”“焚书”和秦末战乱后重新书写于西汉的楚辞作品早已呈现着新的面貌。文字的隶定必会使汉代楚辞文本展现出与战国楚辞文本不同的面貌，但若据汉代楚辞文本的书写时代去判定楚辞的创作时代，则无疑也是不合理的。

翟新明：其实屈原否定论所有的学理缺陷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否定论者是先有否定屈原或其著作权的观点，然后再去寻找材料来支撑其观点，所以他们在材料选取、论证方法上的错误，都是因为要去论证一个错误观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主持人：通过今天的对话，相信大家对屈原否定论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总之，屈原否定论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采用以偏概全、主观臆断以及假设推理等方法，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屈原的存在或是屈原的著作权。可以说，屈原否定论就是无稽之谈。当然，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屈原否定论也有其积极意义。虽然它存在种种缺陷，但也开启了学界对传统屈原与楚辞研究质疑的反思，现代楚辞学正是在驳斥屈原否定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以来的楚辞研究热潮最早也是在屈原否定论的刺激下兴起的。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先贤的事实不容否定；屈原作为《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创作了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在内的一系列惊才绝艳的作品的事实不容否定。屈原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与爱国主义诗人，他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学者点评】

做学问应有世界眼光

三位博士的论述对本人有很大的启发。首先，三位博士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比前人更深一步。比如，翟新明博士在梳理屈原否定论的历史发展时，收集了从古代至现代许笃仁、到台湾、甚至到美国哈佛大学的材料，同时又有新的发现，是比较深入的。其次，王志翔博士对屈原否定论主要论点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把它归纳为几个阶段，同时对汉代文献、时代原因、疑古风潮、研究方法等都有比较深入的考究。最后，陈静博士对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原因，比如评论不准确、无中生有、主观臆断等这些看法都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2017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发表了批判某位台湾教授的文章，有深刻的原因，翟新明博士深入发掘了台湾屈原否定论的发展历史。这些论述与材料很有新意。

抗战期间曾发生对关于否定屈原问题的批判。当时除了廖平和胡适否定屈原外，投降派也在否定屈原。郭沫若先生就提出要用屈原爱国精神来鼓舞抗战，因此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引起很大轰动。当时重庆报刊上刊载了关于屈原的唱和诗一百多首，影响可见一斑。1942年他还专门写了《屈原研究》，批驳否定屈原的谬论。

1981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动态》上发表了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导论——《论中国文学各时期的特性》，认为没有屈原其人，《楚辞》也不是屈原所作，引起了我的重视。于是我就申请到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前身之一）姜亮夫先生那儿去进修。他对我写的《屈原问题论证史稿》初稿很感兴趣，并给我提供了很多材料，如何天行、丁迪豪、卫聚贤等的资料。

《铃木修次论中国文学各时期的特性》，发表于《文学研究动态》1981年2期 资料图片

后来，我又在萧兵教授和湖北大学张国光先生的帮助下，收到了稻畑耕一郎教授、三泽玲尔先生和铃木修次教授否定屈原的相关文章，并由我校外语系韩基国教授翻译。经过多方面周折，我们联系上了这几位学者，他们回复说翻译得很好，也非常赞成论争并同意发表翻译文章。因此《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10月第4期发表了上述日本学者的文章和我们批驳他们屈原否定论的两篇文章。

1984年四川师范大学要开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批驳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会后，《成都晚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多篇批驳中外屈原否定论的诗文。但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投到其他刊物的论文，没有一家敢于发表。最终是光明日报在1984年6月19日的《文学遗产》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成都屈原讨论会批驳屈原否定论》，肯定了《成都晚报》批驳屈原否定论的文章和我校学报刊发的文章。同年下半年，相关文章才得以大范围发表，到1985年就发表了40多篇批驳屈原否定论的文章。

《光明日报》1984年6月19日发表的关于成都屈原讨论会批驳“屈原否定论”的报道 资料图片

当时有人指责我们只抓着三泽等几个“小卒”批驳是小题大做。于是我们广泛收集，得到了冈村繁教授的文章。冈村繁是鼎鼎有名的日本九州大学的教授，还曾经来中国讲学。他认为“屈原仅止于是一位忠臣”，《楚辞》是后人集中附加到屈原身上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对冈村的谬论作了批驳。此外，韩基国教授收集到立命馆大学著名教授白川静否定屈原的文章，他认为屈原是巫头子，《楚辞》就是巫系文学，都是群巫所作，于是我也写了批驳白川静的文章。

当然，对日本否定屈原的学者，我们要批驳，同时也要发掘支持我们批驳屈原否定论的日本学者。1991年，在岳阳召开了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邀请了日本学者竹治贞夫。竹治贞夫是日本德岛大学教授，他肯定我们批驳屈原否定论，他本人也批驳了白川静的谬论。其后，我们又找到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汉文学会会长藤野岩友教授写的《巫系文学论》，书中批驳了白川静和冈村繁的观点。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两位日本著名教授批驳屈原否定论的著作。

《巫系文学论》书影 资料图片

当然，上述论争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对日本的很多材料未能充分发掘，同时，我们对台湾地区的屈原否定论也还没有深入研究。在场的博士们能够把它深入研究下去，很好。要把眼光放在世界范围内去发掘材料，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作者：黄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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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光明日报》2021年6月7日13版

一、揭秘：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屈原这个人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汉族，出生于楚国丹阳，名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

端午节来临，国人自然怀念起屈原。屈原，是中国人书里、纸上、戏里、心中的一个典范，一块丰碑。然而，三十年前，我国竟为屈原有无其人展开过一场学术大辩论，而且至今并未烟消云散。其实，追根溯源，“屈原否定论”确如稻田耕一郎所言，是我国晚期“疑古”风潮中几位中国学者的观点论说。

在1983年《重庆师范学院》翻译并重刊了稻田耕一郎《屈原否定论之系谱》与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后，引起了我国学界内的广泛争议。

上世纪的“屈原否定论”的辩论迄今已近三十载，但对“否定论”的讨论仍然局限在一家之言中。当今，“屈原否定论”的一些问题依旧如令人如鲠在喉，如“屈原”为什么不见于先秦典籍，又如何解释《史记·屈原列传》篡义过多等等。

但我们相信，随着新的出土文物的发现与楚辞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些令人坐如针毡的话题将会迎刃而解。如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离骚》与《涉江》残简，可以轻而易举驳倒公元前165年刘安作《离骚》的结论了。期待专家学者以真正的科学态度给我们一个真实清晰的结论，更期待30年前这场大辩论给学术界一个深刻而长久的启示。

二、屈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楚辞》到底是什么关系？（参考文帖）

屈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楚辞》到底是什么关系？

@铁山青士（笑独行）[辑编]

铁山青士按：从廖平、胡适到朱东润、铃木修次、三泽玲尔，再到龚鹏程，辑编四位中国学者与两位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以及屈原“重构”论观点。

清末民初经学家廖平（字季平，1852-1932）是第一个屈原否定论者（编纂有《楚辞新解》、《楚辞讲义》，“屈原”否定论出自大约编纂于1912年的《楚辞讲义》，今已不可见）。

廖季平的“屈原否定论”系于民国12年（1923年）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介绍于世。

谢无量《楚辞新论》称：“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他第二件拿经学眼光说《楚辞》是《诗经》的旁支。……他第三件说《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

——铁山青士摘编自黄鹄所撰《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一文（《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2期）

屈原是谁？……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

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何能知[汉昭帝]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屈原传》叙事不明。……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

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

《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可以看作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

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

——铁山青士摘自胡适先生1922年8月28日所撰《读<楚辞>》一文（见载《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建国后“否屈”的学者主要为朱东润。从1951年3月17日到5月12日，朱东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于《光明日报》的“学术”栏中发表了四篇关于“否定论”的文章，依序为《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这四篇文章均在1957年被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收入《楚辞研究论文集》一书。四文“否屈”的观点综合起来主要为：

1.《离骚》的作者为淮南王刘安，其写作年代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134年）十月，《史记》未记载刘安创作《离骚》，既有可能为司马迁的疏忽，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有所顾忌。其依据则主要着眼于《离骚》的内容，认为：第一，被写进《离骚》中的一些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没有一个为楚国的先王先公，而全是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人物。第二，《离骚》中所涉及的地名与植物等都是南方的，从这一点看，《离骚》的作者大概是一位了解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对南方的情况相当熟悉的作家，而淮南王刘安恰好具备了这一条件。

2.传说中的屈原有可能存在，并且亦创作了一篇《离骚》，但这一《离骚》不是被历代文学家所称颂的那首，即其并非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楚辞》中的《离骚》。

3.《天问》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但其创作年代和屈原的存在与否未必是一个要相符合的问题。

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于1968年在其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导言中即写道：“我认为，《楚辞》是从宋玉以后才开始有个人之作的。屈原名下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的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

在这里，作者的“认为”所反映的是其“否屈”的三个观点：1.楚国有个体作家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乃在宋玉以后；2.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是一位传说人物；3.现存《楚辞》的作者均非屈原所作，而是由“多数人集约而成”的结果。这三个观点所构成的一个总结论乃是历史人物屈原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分别为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八代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讲师的[日本女学者]三泽玲尔所撰《屈原问题考辨》（韩国基译）一文。此前，作者曾于1968年在神户亲观察发行会发行的《亲观察》复刊第一号上发表过《古代楚国的悲剧》一文。该文认为，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与《楚辞》本身的文学价值毫无关系。

《考辨》一文由“问题的存在”、“《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屈原神话的传说性质”三部分构成，而其“否屈”的核心则是在第二部分即“《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一节中。

综观《考辨》全文，作者首先认为，被载入《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家屈原是一位人们“想象中的作家”，而历史上即《史记》中的屈原“并不存在”，因为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即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言及屈原的记载。继而，作者从五个方面入手，“判断”了《离骚》绝非《史记》中的屈原的作品：

其一是认为《离骚》构思过于符合屈原的传说。“据此推测，《离骚》的主人公是一个浪荡于幽明之际的精灵，如果认为《离骚》是屈原之作，则意味着屈原确实预知自己不幸的死亡。”

其二是指出《离骚》所运用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执拗的表达方式，若认为是反映现实中特定的个人心情”，则其不仅与“儒家礼仪不相符合”，而且也与“道家的处世态度相违背”，“这对于自战国时代至汉代初期的文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其三是以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为立足点，指出《离骚》中多“以女性为中心作喻同时又高唱自己作为男性的高洁”，这种无视男女性别的比喻的使用与“历来的屈原形象不相称”乃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是认为《离骚》有四分之一的押韵无规律，其押韵不规则所占比例过大的事实表明，《离骚》应为多数作者所作的作品。

其五是举出《离骚》中的有关植物名如“薋菉葹”都是恶草名，认为最好把它们看作诙谐语，并由此推出《离骚》不可能是“传说中的屈原”“发愤而作”。

在作出这五个方面的“判断”后，作者又以总结性的形式最后陈述其观点：《离骚》是经过古代中国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是一种“来自古代迎春仪式的民族歌谣”，其作者是“具有丰富的宗教和历史知识的《离骚》的作者们，大概是受繁荣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战国时代的齐国都域的‘稷下学派’影响的人，并且是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人。”

——铁山青士摘编自【王辉斌：中国究竟有没有屈原_天津第九中学心语会的新浪博客2017-02-27 20:58】

士之荣辱，皆不能自主，系于人主之爱恶，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郁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个人生命价值若欲实现，皆须仰待君王之赏识。而此种赏识，因是不能真正尊重并成就士之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故士在本质上遂有生命之苍凉与失落之感。汉代辞赋，乃以此而一方面体现着士人在一个大一统的伟大帝国中的喜悦，开阔宏肆、宣畅着纵横驰骛的精神想象；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境遇中觉察到难以为怀的失落。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例如晁补之〈离骚新序〉反驳班固对屈骚的批评，说你班固都晓得司马相如的赋里那些虚饰夸诞之辞略如《诗》之风谏，可你为什么偏要怀疑屈骚里的夸饰呢？以“经”来责屈之夸诞，并不合理：“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鸡肋集·卷三六）

以诗经批评楚骚，乃汉唐论屈之主流，故晁以诗之风喻替屈辩护。名为“新论”，正可见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论屈，大抵均由此取径，至朱熹《楚辞集注》而集其大成。

据《浩然斋雅谈》载黄山谷章子厚之说云：“九歌盖取诗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盖取诸颂”，已与这种解释相似。先解释《诗》，再将屈骚一一比附于《诗》之传统中，形成一种诗化了的楚辞学。

由汉到唐，论屈原失志而怨悱为文者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称扬屈原的忠爱。也就是说，屈原显示的是一种个人性的哀怨，以致成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后，对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穷通，非所萦怀，关心的是家国兴衰、天下治乱。故屈原就应该如杜甫般，每饭不忘君，不能再……只作为一个生不逢辰的象征。

[洪兴祖]秉此信念而注《楚辞》，其内容当然就跟古代迥异，如《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注则说：“此原忧世之词”。又总括屈骚之旨，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洪兴祖也注过杜诗，有《杜诗辨证》二卷，在他的诠释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时忧国的典范。

——铁山青士摘自【龚鹏程：楚辞？爱国诗人？说说屈原这笔糊涂帐_龚鹏程大学堂_凤凰国学2017-05-26 11:20】

三、屈原是虚构的 离骚是谁写的？

屈原确实是虚构的，离骚的作者据考证是淮南王刘安。

以下为参考内容：
受廖季平、胡适影响，上世纪30年代出现不少持“屈原否定论”观点的学者，如何天行、丁迪豪、卫聚贤等。
1938年，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否认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否定屈原存在。何认为：一，屈原是《楚辞》编者刘向或刘歆虚构出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者是刘向或刘歆；二，贾谊《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涉及屈原的作品都是西汉末年的伪托；三，《离骚》作者是淮南王刘安。
丁迪豪主要围绕《离骚》作者展开论述，他认为《离骚》创作年代约在汉武帝太初元年或稍后，作者为汉代楚地人。
上世纪50年代初，著名文学史家朱东润连发四篇文章，再一次就屈原及其作品提出不同看法。朱认为，《离骚》有两种文本，一为刘安创作，一为屈原所作。现存《离骚》作者是淮南王刘安；《天问》很可能是战国时楚人的作品，但不是屈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