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文化名人的演讲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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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文化名人的演讲风采

语文演讲名人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是哪四个人啊？有谁可以告诉我。

一、四位文化名人的演讲风采

以“讲演”为“文章”

周作人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文章里，有精彩的描述。梁不愧是散文大家，关于周作人讲演时状态的描述，实在有趣得很：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风尘仆仆地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这也未免夸张了，连主持人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一般听众岂非更是蒙在鼓里。《忆岂明先生》中这段稍微夸张的描写，在《忆周作人先生》那里变得节制多了：“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不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同样是梁实秋，其描述梁启超的讲演，完全变了一副笔墨。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

在另一则短文里，梁实秋将同在台下听讲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场面更为生动：

他讲得认真吃力，喝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需“国语重译”的演讲者

周作人追忆太炎先生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不无诙谐与幽默：

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当年的学生中，能听懂且感兴趣于这种专业讲演的，大概不是很多。校方于是又安排了一场普及性质的公开讲演，地点是在北大三院的风雨操场。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还有站在窗外的。据张中行事后追忆：

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就像周作人说的，“国语重译”，确实是“颇有意思的事”。可对于渴望传播或接纳新的学识与思想的当事人来说，这事情一点也不好玩。想想章太炎那热切地追寻听讲人的目光，或者因听不懂浙江方言而万分苦恼的听众，你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1922年上海举行的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以太炎先生名气之大，“观众”肯定不少；以太炎先生方音之重，“听众”估计不会很多。读《申报》的报道，听众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为七八十，自在意料之中。曹聚仁说得更具体，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回听众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好些，有七八十人。除了世人对于国学并无太大兴趣，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第二年，太炎先生应邀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治史学的方法”，满口余杭土调，急得学生们吵吵嚷嚷，要求在座的史学家柳诒徵帮助翻译，于是：“柳先生翻译时，好像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

能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散文家张中行曾谈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此前10年胡适到北京女高师兼课时的情景。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刻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

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与张、苏二君不无夸张的描述中略有不同，徐訏也是在北大二院听胡适讲哲学，感觉却不太好。“听讲的人不但挤满了课堂，而窗外也站满了人”，这种景象，引诱胡适进一步发挥其“很活泼的口才”，以满足不同层次听众的需求。如此一来，对于热心求学者，未免有所怠慢。像徐訏就抱怨“这像是公开演讲，内容很通俗”，不像是哲学系的功课，因此而放弃选修。

北大的课不好听，尤其是大课，能讲到“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这可不简单。胡适对讲演兴致很高，对于所谓的“讲演术”—比如如何掌握语气的缓急，声音的高下，以及调子的抑扬顿挫等，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可也正因为较多考虑如何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胡适的讲演，必然趋于平易畅达，而缺少幽深与奇崛。而这，与其著述风格颇有关联—章太炎的特立独行、梁启超的酣畅淋漓、周作人的雍容和缓，又何尝不是“文章”一如“讲演”？

（陈平原/文）

一、语文演讲名人

冰心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美丽.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细雨.”如果遭遇挫折,仍能以奋斗的英姿与之对抗,那么这样的人生是辉煌的.
人们常说,风雨过后,面前会是鸥翔鱼游的天水一色,荆棘过后,面前会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放大人生的痛苦”．
一枚贝壳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将无数的沙砾转化为一粒并不规则的珍珠,雨后的彩虹绽放刹那的美丽却要积聚无数的水气．如果把这些都看成是一次有一次的挫折,那么是挫折成就了光彩夺目的珍珠和美丽的彩虹．
痛苦和挫折是人生必然要遇到的两大难题,要想让我们的心的戈壁荒原开满鲜花,只有在遭遇挫折时排解痛苦,积蓄人生的力量为新的奋斗目标,生命之花才会常开不败,生命的存在才会有新的更深刻的意义!

二、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包括屈原、哥白尼、弗朗索瓦·拉伯雷、威廉·莎士比亚。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1953年在赫尔辛基颁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他们是中国的屈原，波兰的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弗朗索瓦·拉伯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威廉·莎士比亚。

屈原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

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楚辞》中最著名的篇章是《离骚》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哥白尼

尼古拉·哥白尼（波兰语：Nikolaj Kopernik，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享年70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

在哥白尼40岁时，他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认为日心说与其并无矛盾，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

弗朗索瓦·拉伯雷

1483年（一说1494），拉伯雷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希农城，十几岁后，拉伯雷接受了宗教教育，进修道院当了修士。期间开始学习希腊文，来了解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化。1530年，拉伯雷进大学攻读医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获得了学士学位，当上了医师。

1532年，《巨人传》第一部出版，次年出版第二部，虽然受到民众欢迎，但被法院宣布为禁书。1537年，获得蒙彼利埃大学的博士学位。1545年，在国王的特许发行证的保护下，拉伯雷以真实姓名出版了《巨人传》的第三部。

但不久国王死去，小说又被列为禁书，拉伯雷被迫外逃，直至1550年才获准回到法国。回国后的拉伯雷在学校教书，教书期间，他完成了《巨人传》的第四部和第五部。1553年4月9日，拉伯雷在巴黎去世。

威廉·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在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德国的狂飙运动也是高唱着莎士比亚的赞歌，举着他的旗帜前进的。

歌德说：“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一生都属于他了。读完第一部，我就像一个生下来的盲人，一只奇异的手在瞬间使我的双眼看到了光明……感谢赐我智慧的神灵。”

而且，莎士比亚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所占的位置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其他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仅以数量来说，引用或谈到莎士比亚竟有三四百处之多。所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马克思科学研究过程中从始至终的最好伴侣。

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是哪四个人啊？有谁可以告诉我。

从1952年起，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评定并颁布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1952年颁布的四位是：法国作家雨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和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达·芬奇；俄国作家果戈里；中世纪阿拉伯医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阿维森纳。1953年在赫尔辛基颁布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除了中国的屈原外，还有波兰的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法国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何塞·马蒂。这一年端午节前后在北京举办了楚文物展览，在这次展览上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的照片。与此同时，苏联各界在莫斯科集会，隆重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费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我国驻苏大使戈宝权在大会上致辞。九月二十七日，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五部门组织，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哥白尼逝世四百一十周年，拉伯雷逝世四百周年，何塞·马蒂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此后，“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它在中国的组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