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连鲁迅都不相信是施耐庵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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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连鲁迅都不相信是施耐庵所作

《水浒传》到底是施耐庵写的？还是施耐庵与罗贯中一起写的？

《水浒传》的作者到底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

胡适考证说历史上没有“施耐庵，”，为何人都认为他是水浒作者呢？

一、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连鲁迅都不相信是施耐庵所作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那么，这部神作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根据《少室山房笔丛》的记载，《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无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明人林瀚在《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序》亦支持了这种说法：“《水浒》则钱塘施耐庵集成。”

《水浒传》为施耐庵所著的说法在我国广为流传，不过，史学界素有反对声音。

有人认为，明朝嘉靖时期的小说作者并不会在卷首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所以“施耐庵”只是作者的笔名或假借之名。除此之外，不少学者指出《水浒传》中出现的许多地域名是明朝以后出现的，所以活跃于元末的施耐庵不可能知道这些地名。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学者认定《水浒传》的作者另有其人。如：胡适先生就曾指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于是，另一种说法悄然兴起，也就是《水浒传》的原作者是罗贯中。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亦从文献中搜集了许多证据。

例如，在《水浒传叙》这部作品中，就提到了“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的说法。而万历朝出版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称“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直到民国时期，仍有许多学者支持此类说法。如鲁迅、俞平伯均认为，《水浒传》的简本就是罗贯中创作的。

不过，这种说法亦不乏反对者。

有学者认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不过《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之间的文风差距甚大，二者的语言风格堪有天壤之别。我们知道《三国志演义》所使用的文风是浅显易懂的文言，而《水浒传》是十分接地气的大白话。我们知道，小说作者很难同时驾驭这两种文风，更何况是使用两种文风创造两部巨著呢？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两部小说的文笔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例如《识馀》的作者惠康野叟就曾说过，“二书深浅工拙，如天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

既是如此，这部巨著的原作者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有人结合了上述两种说法，猜测《水浒传》为“施、罗二公”合著。例如知名书评家金圣叹，就支持此类说法。

我们知道，金圣叹先生曾对《水浒传》进行过一次腰斩，将后五十回的部分删去。金圣叹的看法如下：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由此可见，金圣叹先生认为《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大聚义以后）完全属罗贯中狗尾续貂，没有存在的价值。不过，金圣叹先生并没有给出依据，所以我们无从判断金圣叹何出此言。

即便是“合著说”，民间亦不乏持有反对观点的历史爱好者。

有人认为，施耐庵著书时的年龄在四十二岁，此时的他已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成熟作者。反观这一时期的罗贯中，还只是个刚离开襁褓的顽童。等到罗贯中有了写书的能力时，《水浒传》起码已定稿二十年，此时任何人进行续写都有画蛇添足之嫌。

况且以《三国志演义》的风格来看，这部书中的战争描写都是相当详实的，罗贯中先生为了生动刻画战争场面，一定下了一番功夫。因此，在书中出现的地理位置，大多与历史严丝合缝。即便是杜撰出来的部分，也不会让人觉得突兀。

反观《水浒传》，其中绝大多数的战争都是历史上未发生过的，这部书里的一些战争描写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漏洞百出。从《水浒传》的战争描写中足见作者文笔之缺陷，起码作者不擅长描写战争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倘若罗贯中先生来编辑整理甚至续写水浒传，根本不会出现这么多明显的错漏。罗贯中乃施耐庵先生的弟子，作为弟子者，总不至于看着老师的作品错漏百出吧？

当然，除了上述说法之外，民间还流传着“集体创作说”等说法。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水浒传》作者的探讨众说纷纭，每个观点的持有者都能拿出证据，是以至今仍无定论。

参考资料：

【《水浒传叙》、《三国志演义》】

一、《水浒传》到底是施耐庵写的？还是施耐庵与罗贯中一起写的？

《水浒传》是施耐庵所作。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具有争议，目前最广泛认可的说法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历史上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加亮（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成为《水浒传》的蓝本。

扩展资料

《水浒传》全书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

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巅峰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最终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

同时，小说还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了一定的侧面描写，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水浒传》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熟。《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二、《水浒传》的作者到底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
著作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但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却标明
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
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见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
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
曾《也是园书目》的著录。
例如明代嘉靖时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
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但是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
二、施耐庵撰，见《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
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
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
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但
是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见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
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
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例如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
贯中编次。”（“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编
次” 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者或整
理者、加工者。）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高儒的生卒年
月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写的自序，可见他大约和郎瑛
同时，也是嘉靖时人。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不管是施、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
根据前人的零散单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
《水浒传》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
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
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
》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
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
的。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
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
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
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
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
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
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
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
。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
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
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
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
，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
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要受到责骂、受到天谴、遭到报应
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
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
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
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
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
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
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他“
终生困厄”。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
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
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
咱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
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所
以鲁迅就不信有施耐庵此人）。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
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与刘基同榜得中辛未榜进士（1331），并与刘基结识，曾在
钱塘当官（当什么官各本说法不一，但不会低于知县）两年，后来终生不仕，立志著书
。生卒年月大约1296－1370年（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
龄大约是三十五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六七岁至三十八九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
。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白驹这个小镇，当时属泰州，现在属盐城。史书说张士
诚是泰州人，现在说他是盐城人，当然也可以。
1353年，在乱世英雄起四起的时候，三十二岁的盐贩子张士诚和两个弟弟揭竿而起
，称帝称王，雄踞东南十四年。张士诚是个复杂的人物，反反复复，先反元，后降元，
再反元，最后败在朱元璋手下。他属于“败者为寇”的草莽英雄一类人物。
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著作上都说张
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白驹场现在有施耐庵陵园，但不是原墓，原来的牌坊、墓碑早已毁了，矗立在墓前
的牌坊，是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重建的。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
丰五年由施耐庵的十四世孙施涔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代始祖施
耐庵的牌位。据1928年11月8日《新闻报》载：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
安人王道生作，略述生平梗概而已。残存文字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
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音jī机，指携带、怀抱）恨以终。公之事略，
余虽不得详，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死之年，七十有
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音xiè谢，指残
烛）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
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按：即《水浒传》
）。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①。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
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
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
，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人述元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其家世
，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
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先生
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闭户著
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① 亥鱼－－成语“亥豕鱼鲁”或“鲁鱼亥豕”、“鱼鲁亥豕”的简略，指字形相
似而读错。“以正亥鱼”，就是“校正错误”的意思。
墓志下文剥蚀，无法辨识。从文字看，作者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
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
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考证，此文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
本，有伪造的嫌疑。这里姑妄录之。
当地民间传说：施耐庵和明末起义军头领张士诚及其部将有来往，有许多人物的原
型，是从起义军中演化而来的。他看到当时反元义军的头领，时常反反复复，投降元朝
，因此故意编个宋江投降后的可悲结局，警告那些爱投降的义军首领云云。一说刘基曾
奉朱元璋的旨意到兴化邀请施耐庵出仕，但是被施耐庵婉言谢绝了。还有传说刘基把施
耐庵的著作带给朱元璋看，识字不多的朱元璋看后认为这是“倡乱之作”，下令销毁，
不许民间刊刻，所以直到一百七八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被朝延派
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时在福建的罗贯中的后人以“
乡谊”的身份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付梓，让军民暇时看看，以激
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福建坊间以《忠义水浒传》为名刻印出版。－－这个版
本，现在已经失传，只剩下五回或八回的残页。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
（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
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
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
》、《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共有几十种。但是从文字水
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有可能是早期作品或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
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
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一想，这种情况似乎
不大可能：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
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
写了近二十年，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水平总应该比学生高些或略高些（当然青
出于蓝的也不少），但是事实上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
，一生只编撰了一部《水浒传》（也许还有别的著作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十
几部书；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
《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
谈兵”；《水浒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
些：作为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
于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几十条，这里不一一列
举，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书中通过杨志
的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大名府的正
南、开封府的正北面。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个黄泥冈，按今天梁山旅游风景区
的介绍，在梁山南面三十里的一个黄土丘陵上（属于人工制造的旅游景点）；按《水浒
传》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山和清
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
第二，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却路过阳谷县的景阳冈
打死了一只老虎。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六七百里，阳谷县在清河县的南面二三百里，三
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沧州到阳谷县路过清河县是很可能的；但是要路过阳谷县
，就好像从北京到济南去却路过了南京一样，是个大笑话！
第三，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向北走直线经汉口、信阳
，却绕了一个大圈子往东跑到山东去，在梁山泊经过！
第四，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
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
事部署，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
这样写么？不要命了呀？
第五，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
“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
史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
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四周都是
强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
江如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
江，也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三国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尽管写小说可以虚构，《水浒传》中甚至虚构了根本不可能的呼风唤雨、妖魔鬼怪
和九天玄女赠送天书之类的情节，但是地理性错误却不能允许，只能说是作者的地理知
识贫乏，属于小说的“硬伤”。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
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师院
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
到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
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
，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他们写北方的故事，只
是根据话本照抄，以讹传讹也无可奈何，只有写到浙江，方才发挥了“本地人”的优势
，把地名都“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
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
划的船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
有结过冰！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
本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何马匹都无法
奔跑，都要滑倒，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
了《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的故事来源是
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
的“官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这是不足为怪的。有许多方言语词，很可
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
简短的结论：综合诸多材料来进行分析，《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
人之手；从宋代到明代，有许多通俗文学家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增润修饰，其中施耐庵可
能是“总其成者”，贡献最大。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
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
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
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
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
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
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
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
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
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
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
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
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
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
、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
》、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
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
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
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
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
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
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
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
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
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
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
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
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
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
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
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
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
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
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
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
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
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
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
《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
错处可以指摘。
选自《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

三、胡适考证说历史上没有“施耐庵，”，为何人都认为他是水浒作者呢？

《水浒传》是谁做的？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的“《水浒传》是谁做的”这个章节中，做了六点假定来推断“施耐庵”。本回答导语开头讲的那一点是最后一点，在这个假定之前，胡适先生还说到：

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许是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虚子记的元曲里有他的《龙虎风云会》杂剧。（第四点）

七十回本是明朝中叶的人重做的，也许是施耐庵做的。（第五点）

胡适先生首先从版本问题入手，讨论《水浒传》的作者到底是谁。我觉得，胡适先生的方向是正确的，要找出《水浒传》的作者，文本本身最能说明问题。现在所得出的“施耐庵”即“施彦端”，难以洗脱脱离文本、编造故事，乃至伪造证据的嫌疑。

胡适认为，《水浒传》的确有一个金圣叹所说的七十回本，这个本子有可能出自施耐庵之手。而从郭武定刻本以下的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等版本的《水浒传》，其作者恐怕就不是施耐庵了。

把《水浒传》一分为二，因而得出两个作者，这是胡适先生最为独特的观点。胡适先生的这个结论，现在已不为普通读者所知，学术界也很少提及。绿野老道认为，胡适这样讲，恐怕不太在理。

金圣叹所称古本《水浒传》是不是有，胡适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而从文本来考辨，金圣叹所称古本，其实也是从郭勋刻本衍生的袁无涯百二十回本腰斩、删改而来，迄今为止，尚无实证证实金圣叹真的读到了“施耐庵”的古本。所以，《水浒传》除了有繁本、简本之分外，现在能够看到的通行本，大致应当是一种母本繁衍的分支，施耐庵的《水浒传》只有一个。

就“水浒传”版本问题而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前七十回书是“施耐庵”所作。梁山大聚义之后的故事，大概是后人的续书。虽然也有说续书是罗贯中所著，但这个结论几乎也无法考定。这一点，其实也与胡适所言不相矛盾。胡适乃一代大家，另辟蹊径，标新立异，持一家之言，支持同样恃才的金圣叹也不足为奇。

至于《水浒传》续书是谁所为，同样需要像胡适那样先做版本考定，才能进行讨论。现在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署名作者有两个：施耐庵、罗贯中。绿野老道认为，这样的署名是非常错误的。即便是罗贯中写了续书，但绝不可能是写了全部的续书，征辽、灭田虎、王庆，讨方腊这四个故事是在万历年间重刻《水浒传》之后，陆续由不同作者完成的，并非一人所为。

胡适先生也否定了金圣叹指责罗贯中“狗尾续貂”之说，认为另外一个百回本的续书作者是罗贯中，另外几十回则是后人续貂的。

综而述之，胡适先生认为有两部《水浒传》，明嘉靖之前有一个七十回本的，作者也许是施耐庵。同时，还质疑施耐庵所作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嘉靖时期的改本，因而，才有施耐庵是明中期的书生这一说法。之后的百回本（或可称容与堂本），其作者大概就是罗贯中了。

“施耐庵”是否真有其人

其实，讨论施耐庵或者罗贯中的意义，远远不及讨论“施耐庵”到底是谁。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胡先生“（施耐庵）也许是明朝文人的假名，并没有这个人。”之说大有道理。

《水浒传》自刊行以来，就引发“施耐庵”的热议。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志三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关于《水浒传》作者的最早记载。高儒大约生于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嘉靖年间刊行《水浒传》，他应当比较了解当时的情况。因而，高儒把《水浒传》的版权归于施耐庵，罗贯中担纲责任编辑，这一说最为后世采信。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从文本故事看，《水浒传》大约只写到了永乐初年，其成书时间恐怕是永乐中期。也就是说，嘉靖年间刊行的施耐庵“的本”时，也是百余年之后的事情了。在这百余年间，《水浒传》似乎遭遇了第一次腰斩，七十回书之后明显与“的本”不搭调。这也是胡适认为嘉靖之前有一部《水浒传》的缘故。

所以，即便是以高儒的观点也有商榷质疑的余地。时隔百余年，《水浒传》一直在民间流传，作者是谁早已无处探寻。更何况，“施耐庵”原本就是个假名。

绿野老道认为，《水浒传》之所以在嘉靖之前被腰斩，原因是透露了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不知所踪这一高度隐秘。腰斩之后，故事又不完整了，于是，“狗尾续貂”，后几十回书大肆反转原著，美化了皇帝，隐去了水浒真故事。

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也是腰斩的产物，斩掉续书后，故事同样不完整。于是，金先生补写了梁山好汉的恶梦。虽然金圣叹写的“恶梦”也是在污蔑梁山好汉，但大致上取材于历史，这一点，比《征四寇》靠谱。

从这个推断来看，《水浒传》的作者当时是冒着风险来写书的，隐去真名，或者混淆作者也就大有可能了。然而，胡适先生说，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嘉靖年间的改本，作者或许是明中期的施耐庵，此说大不靠谱。版本流传也不支持胡先生这一论点。

施耐庵应当是个出于自我保护的笔名之类的，无论是谁，都是真有其人。“施耐庵”其实与“兰陵笑笑生”一样，都是为了逃避“文字狱”而虚化的名字。虽然，“文字狱”在清代尤甚，但绝非此朝的专利，大明王朝同样盛行此道。文人为避免因言获罪，以笔名著述，并不是件奇怪的事情。

所以，绿野老道支持胡适先生之说，前七十回是施耐庵所作，续书是后人所写。同时，也反对施耐庵的前七十回书是改本的说法。《水浒传》没有金圣叹所说的古本，现在通行的前七十回本都是施耐庵的作品，只不过被屡屡删改而已，其作者应当还是施耐庵。

施耐庵应当不是明朝中叶的某个文人，更不是现在所说的“施彦端”。究竟是谁，绿野老道在下一节斗胆讲几点个人探轶的心得，以供交流并向头条朋友讨教。

施耐庵就藏在《水浒传》的文本中

胡适先生以文本为依据，考证《水浒传》的版本，而不是盲目遵从古人，这样的治学态度值得尊敬。以版本来辩证作者，比脱离文本，甚至伪造证据要可信得多。假如再深入一步，在《水浒传》的文本中进行一番探索，“施耐庵”似乎就若隐若现了。

绿野老道致力于探轶“施耐庵”，似有些心得，在此略讲几点。

其一，“施耐庵”应当活到了永乐中期，见证了大明王朝一段秘史。“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段故事中，隐伏着两条线索，明写的是北宋仁宗嘉佑三年的事，暗写的是发生在明朝的靖难之役。施耐庵以朱武、洪太尉暗喻“朱洪武”，洪太尉在龙虎山上遇到的装扮成牧童的张天师，影射的也是“朱洪武”。因为，朱元璋小时候就做过牧童。

表面上，妖魔是洪太尉“误走”，实际上，却是张天师借洪太尉之手故意放走的。所以，“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朱元璋放走妖魔。那么，朱洪武放走的是什么妖魔呢？

洪太尉在龙虎山上遇到张天师前，被一只白额锦毛虎和一条雪花大蛇所惊吓。这只虎就是锦毛虎燕顺，那条蛇则是属蛇的朱允炆。这叔侄二人后来联手导演了靖难之役，陷百姓于战火之中——这就是施耐庵所说的“妖魔”。

朱元璋违背历代规制，把皇位传给皇太孙，“孙立”就是妖魔。所以，文本中足可名列天罡系列的孙立被降为地煞第三名。地煞第一名就是有朱洪武符码的朱武，而“丧门”的黄信位居第二，三代人占据地煞前三，这就是梁山好汉排名中的一大隐秘。《水浒传》中还有很多类似隐喻，暗指靖难之役。

由此可见，施耐庵绝对是这段秘史的见证者。此时，死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施彦端”肯定不可能穿越而来，看到这段秘史后又穿越回去，在《水浒传》中暗写下一段惊天秘闻。同时，即便是“施彦端”穿越而来，早已隐居乡间的村老也绝对不可能听说皇宫如此等级的绝密。

其二，施耐庵是佛教信徒，崇尚“佛道合一”。《水浒传》中有大量的佛、道符码，施耐庵以道家“妖魔”为线索，围绕“替天行道”这个主题讲述梁山故事。但是，施耐庵绝非信奉道教，而是佛教信徒。在主张“佛道合一”的大前提下，表明自己的宗教观点：佛比道高。

劫取生辰纲是道家“妖魔”刘唐先去了道教大护法灵官处“镀金”，然后才能去找佛教护法天王晁盖，佛道联手揭开了梁山大聚义的序幕。朱仝去捉拿托塔天王，先得去观音庵取齐队伍，且因此义释晁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