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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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

概括中国历史上漕运发展的特点

洛阳古都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的？

盛极一时的黄河水运和漕运为什么逐渐衰落了？

一、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

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

演讲人：张显运演讲地点：洛阳市图书馆演讲时间：二○二二年七月

张显运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经济史、河洛文化。现为中国农史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宋史学会会员，黄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宋代畜牧业研究》等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项目7项。

繁盛：隋唐之际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组织开凿了人工运河——邗沟，其目的是沟通南北、便于当时的吴国北上争霸。世界上著名的运河有基尔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月18日，市民在位于河南洛阳市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参观复原的隋唐时期新潭码头。黄政伟摄/光明图片

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开凿了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从北往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兴旺，处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由此开启了洛阳城与运河之间的历史叙述。

在隋唐时期，大运河洛阳段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堪称交通枢纽中心，每年“郡国舟船辀轳万计”（唐·杜宝：《大业杂记》）通过运河抵达洛阳。初唐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也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唐末五代人王溥于《唐会要》中亦言：“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经江南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运到长安和北京等地。这一时期的洛阳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货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元《河南志》）

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张怡熙摄/光明图片

万船竞发，商贾云集，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市。从西域运来的马匹、玉器、玻璃制品等商品，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和东北边塞，甚至日本等地；从各地转运而来的绸缎绢帛茶叶等物资，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隋唐大运河之于洛阳有着巨大的意义，没有当时东都洛阳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隋唐大运河也就没有了核心和灵魂，其沟通南北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大运河和洛阳，隋唐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会大幅减弱。隋唐大运河不仅为当时的洛阳输送养料，更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大动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洛阳的千年古都地位。

式微：唐中后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唐末农民起义，战火频仍，隋唐大运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萧条。

据隋唐史家潘镛先生的研究，唐代大运河漕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至唐中宗时期，每年漕运粮食一二十万石；第二阶段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二三百万石；第三阶段为唐宪宗元和以后，漕运日益衰落，岁漕粮多则四十万石，少者十万石。

河南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展品。新华社发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式微。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进入唐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后来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经由大运河的漕粮数量越来越少，相关史料记载众多：

广德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新唐书》）

（广德二年三月）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资治通鉴》）

建中元年……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唐会要》）

（建中元年七月）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资治通鉴》）

（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新唐书》）

（大中五年二月），漕米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旧唐书》）

唐末的运河漕粮，经刘宴改革，曾一度改变了安史之乱后漕运中衰的现象，但就整个长时段来看，大运河漕粮数量仍旧是日渐减少。尤其是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影响了江淮通往东都洛阳的漕运路线。如唐德宗建中年间，藩镇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等雄踞山东、河南、江南、河北等地，切断了江淮粮食运往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的交通路线，致使漕粮数量急剧下滑：

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横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道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悦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旧唐书》）

唐朝后期中央与藩镇之间壁垒森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尤其是江淮地区的藩镇严重阻碍了江南粮食漕运通道。《旧唐书·张万福传》记载，李正己叛乱后进驻江淮，阻断了朝廷漕运的通道，朝廷最终是依靠名将张万福之威，漕船才勉强通过涡口。对于唐后期隋唐大运河漕粮减少甚至断绝的情况，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总结了六方面的原因：一是唐末乱军劫掠漕运的粮食；二是乱军占据运河沿岸要地，据淮口，漕运断绝；三是运河官员贪污腐败影响运河粮食的漕运；四是咸通年间造船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致使船只易坏，漕运遂废；五是唐末农民起义导致南方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缺乏，漕运断绝；六是唐末藩镇割据，运河无法实现沟通南北的功能。覆巢之下无完卵，作为隋唐大运河其中的一段，这一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直至一度断绝。

正在进行保护工程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4月14日摄）。新华社发

存续：五代时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唐中后期至五代，洛阳所处的中原地区是当时各方混战的主要战场之一，遭到战火的蹂躏也最为严重。诚如唐代宗时刘晏就说过：“东都凋敝，百户无一存……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兽游鬼哭”（《新唐书》）。曾经繁华的洛阳城由此变得满目疮痍。唐朝末年，黄巢起义迅速占领了包括东都洛阳在内的大片地区。黄巢之后，“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资治通鉴》）此时的洛阳只剩下残垣断壁，人烟稀少。五代时期张全义任洛州刺史，“时洛城兵乱之余，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洛阳缙绅旧闻记》）五代时期的洛阳先后成为后梁、后唐、后晋诸王朝的都城。虽然张全义经略洛阳40余年，洛阳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再也难以重振往昔之盛。

不过，这一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诸政权仍旧要倚重江南漕粮，因此运河洛阳段的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傔人内差借。”这一奏请得到了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五代会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五代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仍继续通航，但已经很难再现盛唐时期漕运的辉煌。

恢复：北宋时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北宋时期，运河洛阳段漕运功能得到恢复、加强，首先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重视。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定都开封。建国伊始，宋太祖就有迁都洛阳的想法。“上生于洛阳，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初年，“太祖皇帝将西幸于洛，命修大内，督功役甚急，兼开凿漕河，从嘉猷坊东出，穿掘民田，通于巩，入黄河，欲大通舟檝之利，辇运军食于洛下。”（《洛阳缙绅旧闻记》）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为在西京洛阳举行南郊大礼，宋太祖曾动用5000人开凿从洛阳菜市桥到漕口的35里漕渠，此举不仅恢复了当时洛阳漕渠建设，还为宋神宗时期的导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础。《邵氏闻见前录》亦记载：“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厚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厦门以东以北入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

当然，此时的洛阳段漕运，从规模上说无法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宋太祖在开宝九年曾提出西迁洛阳，遭到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等人的反对，其中一条反对理由就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开封漕运方便，是百官、军队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迁都洛阳，立即会遇到漕运不便的难题，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都难以为继。这也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阳漕运的尴尬情况。

北宋初年虽对洛阳段运河进行了修复，但通航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导致洛阳段运河时常淤塞，为了进一步保障汴河漕运的畅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过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粮食漕运的畅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阳通往偃师、巩义的旧漕渠，恢复漕口、罗门等水利设施，修建长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阳到京师开封的运河段得以重新通航。

不过，这个导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滞。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闸水已尽，船复留滞。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由于洛河冬天上冻，为解决通航问题，还需要雇佣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块冲击河岸，摧毁农田，导致水患，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黄河汛期时，开闸放水，行船较为通畅，闸口闭合，洛河水浅，船只无法通行。不过，考虑到导洛通汴工程是在神宗熙丰变法的大背景下实施的，李焘本人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世推测他的相关记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导洛通汴工程的弊端。

尽管实施受到限制，这次工程仍旧在客观上对促进西京洛阳的漕运交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罗门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洛阳运河段于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出现了百舸争流、万船竞发的繁忙景象。洛阳段漕运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京洛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推动了南北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而这一时期运河洛阳段的繁盛，我们能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找到相关的记录：

万艘潭汇嘉猷里，分洛疏伊尽北驰。远引驶风通越货，肇营胜迹在唐诗。（文彦博：《文潞公文集》）

古来无奈洛阳尘，兴属今朝谁与亲……波声有喜咸通汴，云影相随直到秦。（晁说之：《景迂生集》）

洛水沄沄天上动，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飞惊若鸾凤。（秦观：《淮海集》）

君爱洛阳官，弃我淮上翁……此行君乐否，一千五百里。未见洛阳山，先见洛阳水。（徐积：《节孝集》）

近年来对洛阳含嘉仓的考古挖掘，也为运河洛阳段在宋代这一时期的通航情况，提供了实物证据。考古人员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粮食。被发掘时窖内粮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发黄。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则记载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160号窖一直沿用至宋代。专家猜测，该窖之所以能够满藏粮食保存至今，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战乱之下粮仓突遭变故而被仓促废弃有关。

在导洛通汴及后续调整之后，运河洛阳段得以恢复。而运河洛阳段的恢复，也让这一时期的洛阳城重现繁荣景象。“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宋史》）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在《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中写道：“洛阳古帝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盛，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邵氏闻见录》记录则说：“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

小结

从中唐至五代，大运河洛阳段因战乱频繁、藩镇割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漕运能力大为萎缩。至北宋初年，宋太祖为了迁都洛阳，曾一度修缮旧渠，虽未完成迁都计划，但却为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打下基础。尽管经历几番恢复，大运河洛阳段却再也难以重新恢复盛唐时期交通枢纽的中心地位。究其原因，虽然有诸多主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唐末五代以迄于宋，洛阳地位的陨落与汴州开封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后期，汴州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运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唐·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较洛阳更加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开封一跃而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阳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此以后，大运河洛阳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了南宋统治时期，宋廷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漕运功能无从谈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开通，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不再经由洛阳和开封，洛阳段由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京杭大运河则愈加繁盛。而纵观唐宋时期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几乎也与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的命运相对应。

历经千年岁月沧桑，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尽管已经风华不再，但它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它与千年古都洛阳一起，仍旧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辈学人来说，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研究好大运河文化自是责无旁贷。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一、概括中国历史上漕运发展的特点

漕运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漕运愈发显得重要，明清时期漕运更是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生命线，运河作为漕运的载体，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京杭运河的历史要追溯到2400多年以前，也就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进攻齐国需要运兵运粮，于是征调大批民夫，在现在的扬州附近，开凿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这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极为重要的一段。隋统一中国后，基于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巡游的目的，隋炀帝征发了数百万民工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时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唐、宋、元各代均极为重视漕运，在整治运河河道的同时，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兴盛

京杭大运河的辉煌是在明清时期。明代每年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有400万石，漕军12万人。明代承元之制，明太祖朱元璋设漕运使。为了加强漕运管理，又以武职重臣执掌漕运及相关事务。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12.76万人，运船1.17万只，另遮洋总7000人，海船350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

起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以海运为主。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开会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运河将有元一代的海运改为漕运。“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所谓支运，是指在京杭大运河的沿线设淮、徐、临清、德州等仓。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当是时，由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节节运送，每年四次，一年运粮300余万石。所谓兑运，是指江南百姓运粮入仓。往返时间约需一年，因为存在误农误时等原因，遂于宣德六年（1431年）规定各地百姓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兑于卫所官军，然后由官军押粮入京(按，有不愿兑者，可任其自运)。所谓长运，是指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令淮、徐、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的漕粮全部改为在码头就近交兑，然后，转交官军专门运输。从此，长运成为定制。经此，明代的漕运遂成定制。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大半壁江山。“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予东南数百万之漕运。”京城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旗官兵及其家属，构成庞大的消费集团。“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平取给。”漕运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漕运实现其财政收入的2/3。“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故清代耗费巨大入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运河河道的治理和沿线漕运的管理。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下辖各省粮道及押运、领运诸官。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清代统治者对漕运和运河河道的治理非常重视，如康熙亲自在淮安的码头镇玉坝村担土采石。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清政府每年要拨1000万两白银用于治理河道淤塞。

晚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衰败 京杭大运河经历了500多年的辉煌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没有漕运的大运河多处淤塞，许多地段已不能通航，运行了2000多年的漕运也成为历史记忆。

晚清运河漕运的衰败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海运改变了原先漕运完全依靠运河河运的历史。自明朝建立以后，关于漕粮运输的方式就一直存在着河运和海运的争议。起初，海运为临时措施，是为了应对漕运中无法解决的突发事齤件，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漕运的重任以及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出现时，海运遂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取代漕运的作用。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163.3万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4000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10万。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120万石左右。此后，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又称海漕）；咸丰三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至此，漕运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

漕运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极大地危害了漕运秩序的正常运行。晚清时期漕运贪渎现象严重，远超过其他的政府机构。朝廷无法从根本上禁止漕官的贪渎行为，反而又助长了贪污腐败行为的滋长。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漕运过程中，漕粮的自然损耗中有无法预防的漏洞，这样一来，遂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此外，漕船押解途中遇风浪覆船、因用火不当毁船的事齤件时有发生。本来，这些自然损耗已经报损，然一些漕丁又乘机诈报损失，“乘机侵盗”，这些都对漕运走向衰败起到了催化作用。

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兴起对漕运形成了沉重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原先经数月或半年以上的运输时间才能将漕粮运到目的地，现改为铁路运输后，快则不足10天，慢则也在一月以内就可以运入京城。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动荡的社会局势也是导致晚清京杭运河漕运衰落的重要原因。晚清给漕运以沉重打击的当推太平天国革齤命和捻军起义。晚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851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区是太平天国主要活动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活动或建立根据地，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在长达14年的战乱中，清政府在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太平天国失败后，1864年至1868年的捻军起义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齤压，但他们纵横驰骋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打乱了清政府的漕运秩序。如捻军曾一度进攻漕运重镇淮安府等，这些都给晚清的漕运带来重创，加速了漕运的衰败。鉴于这些原因，漕运走向衰败是必然的。

漕运是明清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作为漕运的重要载体，二者之间可谓紧密相联，密不可分。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昔日辉煌虽已不再，但是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京杭大运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散发出璀璨光芒，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绚丽奇葩，期待着京杭大运河在新时期的南水北调工程和南北交通运输中能够再创辉煌。

二、洛阳古都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的？

洛阳位于黄河中游以南的伊洛盆地，东有虎牢关险地，西有函谷关要塞，北依邙山，南对龙门，伊、洛、餭、涧等河蜿蜒穿行其间，自古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说法，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建都立国的理想之处。从公元前770年开始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因此它有“九朝古都”之美称。从东周到后唐，在长达1000余年的时间里，洛阳都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曾活动在这里。

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在洛阳一带劳动、生息。远古传说中，有一个“河图洛书”的故事，说的是伏羲氏从黄河里得到一张画有八卦的图，能预知先兆，推算吉凶；大禹在治理洛水时，得到一块刻有文字的龟壳，上面以九为最大数，他就把天下分为九州。另外，还有黄帝、尧、舜曾在洛水一带活动的传说。这些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黄河、洛水一带就存在着文化相当发达的氏族部落。从考古发现看，大约在六七千年前，洛阳一带就已进入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在5000年前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形成，当时伊、洛、鳇、涧两岸，散布着许多原始部落。

洛阳城市的真正兴起，始于周公营建洛邑，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周武王曾打算迁都洛阳，但由于他很快就死了，没有如愿。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后，政权由周公掌管。不久发生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朝贵族叛乱，周公经过三年东征，镇压了武庚叛乱。此时，他更加意识到洛阳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于是他请求周成王迁都洛阳，得到成王的同意。他派人把九鼎（一种象征王权的重器）从商朝旧都殷（今河南安阳）迁到洛阳，作为定都的前奏。周公和召公动用了大批奴隶经过艰苦的劳动，很快营建好了洛邑。自此，西周有了两个都城，西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边的洛邑称为成周。事实上，周公营建的洛邑有两座城池：西面的一座叫王城，方圆有30里，建筑井然有序，四面各有3门，共12座门，城内有经纬道各9条，王宫筑在中央大道上。左边是宗庙，用来祭祀祖先；右边是社稷神坛，供王登基典礼和祭祀天地神灵之用。前边是朝会群臣诸侯的殿堂，后边是商业市场。由此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的城市建设已有了较合理的布局。全国解放后，为了保护古代遗址，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王城公园。东面一座叫成周城，略小于王城，又名下都，位于王城以东10多公里的地方。史书上有“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的记载。春秋的时候，周敬王曾逃到这里避难，并加以扩建。后来成周城曾是东汉、曹魏、西魏、北魏四个朝代的都城。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历史上称为东周，这是正式在洛阳建都的第一个王朝。东周时代的洛阳，有“天下名都”之称。这里住着许多手工业奴隶，设有许多宫、私作坊，手工业相当发达。近年来在洛阳一带就发现了制陶、石料、骨料、铸铜等作坊遗址。作为西周陪都和东周都城，洛阳揭开了其城市发展历史的序幕，而且为古代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秦朝时，统治者在洛阳置三川郡。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初期，曾在洛阳建都5个月。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军曾先后占据洛阳，洛阳还一度做过更始政权的都城。直到东汉时，洛阳才又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首都。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后，首先兴修水利，在京城挖了一条阳渠，又派人整治了汴河。这样，洛阳的漕运便与鸿沟水系相连。江淮地区的粮食可以沿河直送京都，使东汉王朝有了较稳定的经济基础。东汉洛阳城是在周代成周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这座古城有12座城门，城内的主要建筑是南北二宫，皆金碧辉煌。宫城以外，有纵横24条大街，每街都设有两个街亭，负责管理。明堂、辟雍、灵台，是当时洛阳城郊的三大重要建筑，分别作为祭祀祖先、皇帝行礼和观察天象之用，规模宏大，雄伟而又庄严。当时洛阳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城市有三个交易市场，“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伪巧，充盈都邑。”当时洛阳设有东观、白虎观、平乐观、兰台、石室等藏书馆和研究机构，城南设有最高学府——太学，学生多达3万多人，里面讲堂宽阔，仅学生宿舍就有1000余间。东汉末年，战乱不断，洛阳被董卓焚烧，东汉以来经营150多年的一代名城被毁于一旦。

曹魏、西晋都以洛阳为都。魏晋洛阳城是在东汉都城的废墟上兴建起来的。经过魏晋统治者的多次整修和扩建，洛阳又恢复了昔日的盛况。当时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宫城和金墉城，人口也逐渐增加到11.44万户。西晋统一全国后，经济有所发展，京都洛阳物质丰富，商业发达，富商大贾很多，连一些官僚贵族也经营商业。

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长期动乱之中，洛阳又一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494年，统一了北方的北魏孝文帝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北魏时的洛阳城，是在魏晋都城的基础上重建的，规模比魏晋时更大，史书称其“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宫殿集中建在旧城中部稍偏西北的地方。宫城以外修建了322街坊、220里弄，全城有10.9万多户。有三个热闹的市场，其中四通市是国际贸易市场，这里住着万余家从中亚细亚以及大秦国来的商人。北魏盛行佛教，洛阳佛寺林立，多达1300多所。位于宫前御道西的永宁寺和东汉时创建的白马寺最为著名。永宁寺内有一座高达60丈的佛塔，几十里外都能看见。位于洛阳城南25里的龙门石窟也是北魏时开创的，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诸朝，相继大规模营造长达500多年。龙门石窟艺术绚丽夺目，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但魏孝文帝死后不久，北魏王朝瓦解，兴隆了40多年的洛阳再次遭到践踏而变为废墟。

隋唐两代，我国的首都是长安，但洛阳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隋炀帝派杨素和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征夫20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正式完工。隋代东都是洛阳历史上最宏伟壮丽的一页。城郭周长50多里，由宫城、皇城、东城、含嘉城、圆璧城、外郭城等组成，城内有103个里坊，纵横各10条大街，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市四壁有四百余店”，“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城西建有西苑，周围200里。显仁宫富丽堂皇。据记载，当时洛阳的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以上。隋代东都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枢，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粮食、丝缃和各种物资可以通过水上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源源不断地运到咨阳。洛阳既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又是闻名世界的繁华都市。

唐初以洛阳为行宫。自唐太宗起，洛阳先后被称为洛阳宫、东都、神都、东京等，皇帝常来比居住。唐代有6个皇帝曾先后移都洛阳，历时40多年。女皇武则天在洛阳居住的时间最长，唐玄宗也曾居住10年之久。可见唐朝是以长安、洛阳两京并重的。唐时的洛阳，在隋代东都的基础上曾设了许多壮丽奇伟的建筑，比较著名的有上阳宫、上林苑、明堂、铜铁天枢等。唐代诗人王建是这样赞美胜似仙境的上阳宫的：“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明堂又叫万象神宫或通天宫，是武则天朝会群臣之地。武则天还在城南和城北分别修建了兴泰宫和避暑宫，用以游玩赏乐。唐代洛阳商业贸易极其发达，城市内有南、西、北三个贸易市场，特别是北市，聚集了中外的富商大贾，商船、车马众多，时常阻塞道路。

洛阳齐云塔唐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为时短暂的政权。其中前三个王朝都曾先后在洛阳建都，后两个王朝也曾把洛阳作为陪都。北宋时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赵匡胤对洛阳的宫室、城郭、漕渠都多次进行修葺，因而北宋时的洛阳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这个时候的洛阳尽管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没有先前那样重要，但却是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金代和元代，洛阳遭到了严重破坏，隋唐以来的城郭宫室已难觅其迹。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把他的儿子朱彝分封到洛阳，称为伊王，同时，在城东北部兴建规模宏大的伊王府。后来朱元璋又把福王朱常询封到这里，迁封伊王于汝州。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攻占洛阳。

洛阳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科学泰斗、学术流派、鸿生巨儒、翰墨精英更是照耀史册，灿若繁星。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的产生和发展与洛阳密切相关，中国四大发明与洛阳息息相联，自古以来，墨客骚人云集，有“诗都”之称。周易八卦在此发祥，老子在此著《道德经》，孔子问礼至此，三班（班彪、班固、班昭）在此修成《汉书》，司马光在此编成《资治通鉴》，张衡在此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等；虞初的《周说》，陈寿的《三国志》，许慎的《说文解字》，欧阳修的《新唐书》等鸿篇巨制，也无一不得助于洛阳这块沃土。东汉的“洛阳太学”学生逾3万人，为当时世界之最；晋人左思的《三都赋》名声之噪，曾使“洛阳纸贵”。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程颢、程颐二兄弟，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无不在此留下享誉九州的名篇；大诗人杜甫、白居易、李贺、刘禹锡等，或生于此，长于此，或游历于此，终老于此，留下了多少千古绝唱。

三、盛极一时的黄河水运和漕运为什么逐渐衰落了？

黄河水运可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以长安、 洛阳为中心，黄河、渭河和人工开挖的鸿沟构成了一个水运网络。自隋唐 至北宋，以洛阳、汴梁为中心的黄河、南北大运河把黄河水运推向了繁荣 时期。

元、明、清3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黄河水系航运达到鼎盛时期。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举措，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 粮）的一种专业运输。黄河水运有3000年的漕运历史，二者紧密相连。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后，黄河下游河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铁路、 公路和海运的兴起，加之战争频仍，水运设施屡遭破坏，黄河水运日趋衰落。

　作为水路交通的黄河运城段漕运和为漕运开发而开凿的黄河栈道，在运城市的平陆、夏县、垣曲三县沿黄河左岸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存着5200多米的栈道遗址，这段黄河栈道和漕运，在我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中曾起到过影响历代王朝兴衰的巨大作用。

秦时为解决京师官民食粮供应问题，组织木船进行水上运输，创兴漕运；再是漕山东半岛滨河地区的粮食，溯河而上，经黄河、渭河至关中，继而车转北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