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上的戊戌变法：重新认识推动这场变革的那些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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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上的戊戌变法：重新认识推动这场变革的那些思想家

戊戌变法的背景,内容,意义,代表人物

哪个历史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

戊戌变法时期著名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是谁？

一、文明史上的戊戌变法：重新认识推动这场变革的那些思想家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在历经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之后，才能彰显其原初的意义，使后人得以窥知，它的发生与否，它的基本方向，都与后来的历史息息相关。在晚清民初时期，无论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并都镶嵌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之中。

然而，政治事件与文明事件不同。政治事件带来一时的政治变革，文明事件则引发长久的文明动荡。政治事件只影响政治本身，文明事件直接改变人心。因此，只有在文明发生根本性危机的时刻，政治事件和文明事件才可能重合，由政治事件引发而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对文明的信心发生改变，晚清民初正是这样的时期。

在文明的意义上，晚清民初是中国文明转轨、变更、革命的时代。这里所谓的“晚清民初”，定于甲午（1894）之后，五四（1919）之前。在世界史视野中，甲午海战只是一场“日清战争”，但对中国文明而言，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但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直接动摇了士大夫的文明信心。胡思敬《国闻备乘》一书中，录张亨嘉答人问中西学优劣，云：“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跂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摺、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从甲午战争开始，国势日衰，中国之“学”，也因之而衰。谭嗣同在1895年四月致信欧阳中鹄，提到：“昨晤陈伯严（即陈三立），亦云已令其子改业西学矣。”事实上，甲午之后的中国学术，开始进入一个全面转化时代，1896年，俞樾致信章梫有云：“方今新学日兴，斯文将废，诸君犹于风雨如晦之馀，鸡鸣不已，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斯文”即旧学，尤指经学也。在甲午前后，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已经充分表现，士大夫感受到非常明确的“新学”的强大压力，而中国学术开始进入一个通过重申古学以吸纳西学的时代。自戊戌变法开始的政治改革，正是对这一局面的真正回应。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革命思潮全面兴起，直至辛亥之变，清帝逊位，随之而来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大于文明意义，那么，新文化运动则更加表现为一场真正的文明革命，就此之后，中国文明之“体”全面崩塌，中国的轨迹也完全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戊戌变法的文明史意义，正在于以政治事件的方式，宣告了文明大变局时代的真正到来。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与文明革命，都是其逻辑延伸的结果。

就政治思想而言，戊戌变法虽名为“维新”、“变法”，但事件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多元化的思想。卷入这场变法的中坚分子，所持的立场并不一致。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对变法“不同之二源”的概括，对理解戊戌变法，极为切要。无论是对康有为，还是对陈宝箴而言，戊戌变法都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维新，不只是政治措施的变化问题，而且关系着中国的文明转型，而思考这一文明转型，实质上便是直接面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陈寅恪从“源”的角度考察戊戌变法，正是从文明内部考察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康有为、陈宝箴在变法过程中互相呼应，但是其理论基础本自不同。

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理论根源，是经过他改造的《春秋》公羊学，尤以孔子改制之说为重。孔子改制，本为今文经学“素王”说的政治翻版。对康有为而言，《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小康之世只能行君主立宪，大同之世才能实行民主制。而对当时而言，君主立宪制已经是一种极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其激进正来源于康有为的学术理念。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上古茫昧无知考，三代只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产物，他说：“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于三代先王以行之。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以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这样一来，康有为否定了孔子之前的文明，使孔子成为中国文明的开创者。在这一文明开创者的意义上，孔子成为文明的教主。《孔子改制考》有“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一章，专言其事云：“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如果就此而尊六经，以六经为价值基础的中国政教体系，尚可成立，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两汉以后的经学主流，不是孔子的真经，而是刘歆的“伪经”。

《新学伪经考》所带来的政治理念，在激进程度上不亚于《孔子改制考》。就经学而言，汉以来所建构的整个经学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唐人所定型的九经正义的体系，除了《公羊》《穀梁》之学外，其他的经典几乎都是新学伪经，而清代经学主流，更是尽从伪经之学。就政教而言，中国自汉以后二千年皆行新学伪经，那么，作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便难以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古文经学都是伪经，汉以后的历史就变成了错误的价值、伪造的“教”指导下的历史。正因如此，当年朱一新在《答康长孺第三书》中，便认为“新学伪经”之说疑经，将使人进而疑圣，并云：“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也。”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政治改革不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而是否定汉以后的历史，那么，这种改革便失去历史根基，也失去历史本身的牵制，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正因如此，即便在变法问题上与康有为同一阵营的陈宝箴，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奏“请厘定学术造就人才折”中，也认为康有为之学导致“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可以说，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只有“君主立宪”作为基本制度追求，而否定改革所固有的历史根基，因此表现出极其激进的思想面貌。

陈寅恪所说的“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是像朱一新那样的思想，朱一新当时是汉宋兼采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与陈宝箴思想渊源比较一致的改革派，是晚清重臣张之洞。戊戌之年，张氏在湖北，时刻注意着北京、湖南的改革动向。张之洞的改革思想集中在戊戌年进呈的《劝学篇》中，《劝学篇》之核心思想，是张之洞所理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这一口号，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在张之洞，也包括陈宝箴这些戊戌改革派这里，“中学为体”，即是以中国固有的人伦为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保中国之人伦、人心不变，而“西学为用”，则是用西方的器物、制度，以富国强兵，而且这种富强正是为了“体”的富强。他们也赞同君主立宪制，推动开议会，但是，在“民权”问题上，因为民权涉及到以平等观念为基础的社会改造，势必冲击整个礼乐制度，造成父子、夫妇尊卑失序，这是他们最为反对的。而康有为之学，以其本来就有讲“人为天生”、大同平等的一面，加上宣传的需要，故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毫无节制，最为张之洞、陈宝箴反感。

而在保存中国的问题上，当时所共承认者，在保国、保种、保教，张之洞《劝学篇》言三保关系时说：“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张之洞所谓“国”，是指大清帝国。所谓教，是孔子之教，所谓种，是中华人种。张之洞将此三者结合在一起，但首要的是“保国”，即保大清帝国。

在保大清帝国为第一要义的前提下，“保教”之圣教，便是一种传统的政教，而不是宗教。因为如果帝国覆灭，政教便无以施行，政教无以施行，则中国人之人心便丧失，人心丧失，便不再是真正的“华种”。因此，像戊戌时期保中国与保大清的争论，在“中体西用”的立场看来，保中国即是保大清，没有大清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正因如此，在年号问题上，张之洞坚决坚持光绪纪年，而且把康梁的孔子纪年法视为离经叛道之举。在这方面，康有为的理论也完全不同，如果说张之洞、陈宝箴的变法理论基础是汉宋兼采、经史之学，康有为的理论基础则是他所改造过的《春秋》今文家说。

在康氏看来，孔子是文明的立法者、大地教主，保教是一切改革的前提，甲午之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变法的意义主要便在于学习西方富强之术，以行孔教。康有为的理论中，保教是他所理解的以三世说为基础的孔教，保国的“国”，不是大清帝国，而是以君主立宪制为政体的现代主权国家，康有为的反对者言其“保中国不保大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学有自。

梁启超

在戊戌年间，虽然有“两条路线”的争论，不同派别的共同参与，使这场百日维新具有了标志性意义。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戊戌变法的失败，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过程，导致了革命思潮的进一步兴起。满汉民族矛盾不断强化，国粹派如章太炎出于排满而主张政治革命，康门弟子如梁启超等人转而支持革命派，邹容等则不但要求政治革命，而且要求更加全面的社会革命，自此之后，清政府所进行的新政已经不能追赶上革命的脚步，可以说，戊戌变法变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后一次集体努力，而变法的失败也因而成为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第一推动力。其后，张之洞等人虽然继续主持晚清新政，但自后观前，戊戌之后，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已经没有康有为、张之洞他们真正的位置了。

两个甲子已经过去，中国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共和革命，张之洞意义上的“中体”，康有为意义上的“孔教”，都已经被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今天重温戊戌变法的意义，在政治上，主要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在学术上，主要是重新理解甲午之后、五四之前的晚清民初学术，在文明的连续性的基础上，重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

作为政治事件而言，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一个不断摆脱中国固有文明的过程。但经历两次大革命之后，要重归中国文明，把这一历史过程纳入中国文明救亡图存、自我发展的历史叙事之中，便必须采取一种反思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过程。而五四以来的历史叙事，则完全把甲午之后，五四之前的二十多年看成过渡阶段，把这一时期的思想与人物都看成过渡时期的思想与人物。

在这种视角的影响下，最大的问题便是导致晚清民初这段历史、思想的复杂性被五四之后的启蒙话语遮蔽了。五四启蒙话语，指的是理解现代中国的种种观念预设，像科学、民主等等。新文化运动之后，这套话语和思维，成为了中国学术的主流，也就是说，后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是在五四的脉络中展开，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中国现代学术格局。而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格局中认识、理解中华文明的。

但是，要深化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在五四以来的这一脉络中理解中国的模式有其不足之处。甚至可以说，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明，五四成为一个瓶颈。如果绕过五四，回到晚清民初，可以发现，这个历史时期，是新旧交接的时代，是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章太炎他们这一拨“不新不旧”的人的时代。他们这一代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既能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化，又能站在中国自身的立场上看待西方，接受西方某一部分的思想，而后提出他们的理论的一代人。

这个群体的学问之中，有对传统中国和中国未来两个方面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眼里未来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也就是说，“中国”本身自有延续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站在传统中国、传统文明的内部看西方，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是反思性地接受，虽然有反思的程度差别与接受的程度差异。而我们则是在一个已经经过两次大革命之后，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古代。如果不体察我们与晚清之间的这种错位，可能无法真正深刻地认识晚清。现在有许多人还认为，晚清学习西方，学得太肤浅，跟我们今天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但事实上，即便像康有为、章太炎这些比较激进的人物，他们所接受的“粗糙”的西方思想，一旦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就发展出一套惊人的有力的理论。而这套理论的背后是中国的文明传统，中国的文明传统的核心还是在经学之中。

作为政治事件的戊戌变法，只是晚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一个环节。但是作为文明事件的戊戌变法，却是不同立场但都秉承完整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们，立根于传统吸纳西方，而进行的一次政治努力。而且，对我们今天而言，他们的学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无明确对于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西式学科划分，因而可以比较整全地思考中国本身。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今人可以看到许多可以用于思考我们今天现实问题的学术资源，而且这种资源，正是经过五四的洗涤与现代学术分科之后的学术所无法提供的。可以说，自甲午海战之后百廿年，中国的文明信心才真正开始恢复。而在戊戌变法百廿年之后的今天重提这场伟大的变革，其意义不止在于反思这场政治变革，而且更在于重新认识推动这场变革的那些思想家的努力。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背后都屹立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古典文明。我们今天亦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一、戊戌变法的背景,内容,意义,代表人物

背景
政治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民族的危亡激发民族意识.
经济上：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思想上：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内容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意义
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变法影响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代表人物：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

二、哪个历史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

严复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认赫胥黎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一次有关演化的讲演内容。主要观点：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严复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 、新法家代表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 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 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三、戊戌变法时期著名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是谁？

戊戌变法时期著名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是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

附：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的译著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