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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后改为周樟寿,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一生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63民族魂”。
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场面非常壮观。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一、鲁迅的事迹:
1、鲁迅与丰子恺“撞车”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理论著作,1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该书的问世,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当时“苦闷文学”的一种理论总结。
两个月后的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原著,9月22日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第二部分于10月1日至31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
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由《上海时报》连载,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
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著,并同时出版,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颇为鲜见。
当时,人们很是好奇,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哪一本更好?丰子恺说:“他(指鲁迅)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
读者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认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文章是大家手笔,但译文中有些句子长达百来字,佶屈聱牙。
他为此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进行对照,在比较后指出:鲁迅在翻译上不如丰子恺。
此外,信中还谈到直译、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长达3页的回信,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一番话,表现出鲁迅为人谦逊和坦诚的品质。
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鲁迅嘱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
个中道理很易理解,鲁迅当时已是成名的作家,丰子恺则刚走上文坛,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如果自己的译本先发行,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
后来,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关怀和爱护,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以感谢鲁迅对他在文学起步阶段的扶持。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到上海景云里拜访鲁迅,谈到中译本《苦闷的象征》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他不无歉意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
然而鲁迅却说:“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
鲁迅认为,一部外国著作完全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鲁迅的这一态度不仅消除了丰子恺内心的顾虑,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且传为一则文坛佳话。
2、鲁迅的宽容与悲悯
鲁迅与傅东华交往不多也不深。一九三三年七月,傅东华在自己编辑的《文学》月刊上登文对鲁迅进行了莫名且无端的攻击,以至鲁迅气愤地作了《给文学社信》一文,要求在《文学》上发表,并宣布退出文学社。
鲁迅日记中,关于傅东华的记载仅有十次,除一九三○年因一书店请客,他们被邀出席外,其余九次都在一九三五年,七次为傅东华寄信,一次为鲁迅回信。
遗憾的是,他们之间有限的书信似乎至今未曾发现,无法使我们对他们的交往增加多些的了解。
一九三五年,鲁迅日记关于他与傅东华的唯一一次直接交往,在九月十日,“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来商延医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遂邀河清来寓夜饭。”
读过不少关于鲁迅的资料,而傅东华回忆鲁迅的文章只读到过一篇。文章写在鲁迅去世不久,文中除表示哀悼外,主要也是叙述了为其子求医这件事。
一九三五年秋的一天,傅东华的儿子因持续高烧被学校送回家。看过几个大夫才确诊是伤寒,非住院不可医。于是,有人建议去住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因为,鲁迅与院长是熟人,便决定向鲁迅求助。
傅东华在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表示关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医生远道到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去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伤寒在当时是很可怕的疾病,学过医的鲁迅自然更清楚。
他以五十五岁多病的身体亲自往返于医院和病人家里,除了表现出他的热心,应该更表示出他的担心。
傅东华的叙述表达了他内心的感动,而从鲁迅的日记中倒是更可以品味出先生的宽容和悲悯。
那天下午,傅东华由河清,即鲁迅的好友黄源陪同,来到鲁迅常去的内山书店。
到了书店傅东华“待于”门外,而由黄源进屋代为向鲁迅求助,可见他与鲁迅的关系一直颇为生疏,而且由于几年前的事,傅东华还心存芥蒂,不知自己的请求是否能被答应。
但为了命悬一线的儿子只能忐忑地在门外等待鲁迅的态度。鲁迅不但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带领他一起完成了请大夫、联系医院等一切事宜。
从傅东华文中的三个“亲自”可见他对鲁迅深深的感激。他没想到鲁迅会如此真诚地帮助自己,当他正陷入可能失去儿子的恐慌之中时,鲁迅这种不计前嫌的宽容,真是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鲁迅的宽容可能源于他对生命的悲悯。
3、师生之情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其老师藤野严九郎的朝夕相处,对其走上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藤野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在鲁迅入学前的两个月他才升格为教授。藤野说话时有家乡福井县的口音,鲁迅听着不习惯,却觉得亲切。
决心弃医从文的鲁迅最后向藤野提出了退学申请。《藤野先生》就是鲁迅对仙台时期生活的回忆。后来,藤野才知道曾经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成为了作家鲁迅,并将自己的故事写入了散文。
二、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名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与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作品,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是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的精神。
扩展资料: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e69da5e887aae79fa5e98193365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
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
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鲁迅与丰子恺“撞车”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鲁迅的宽容与悲悯
资料: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35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故事:鲁迅自幼聪颖勤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的一所著名的私塾,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老师学习,在那里攻读诗书近五年。鲁迅的坐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使他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十三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在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每当他气喘吁吁地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他都会觉得开心,心想:“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后来父亲去世了,鲁迅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私塾里的寿镜吾老师,是一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那个曾经难鲁迅留下深赢得记忆的三味书屋和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的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