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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欢当和尚的梁朝皇帝萧衍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汤用彤先生总结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
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饮,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嫔妃。平时,他穿的是极朴素的便服,不喝酒.不听音乐。除非是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
梁武帝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佛教传入日本、朝鲜,也在这个时期。梁武帝还四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
最短的一次是四天,第四次最长,有51天,“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这在史料上有记载。
2、亡国皇帝陈叔宝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61——专宠丽华
张丽华艺貌双佳,她发长七尺,黑亮如漆,光可鉴人。并且脸若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远山,顾盼之间光彩夺目,照映左右。更难得的是,张丽华还很聪明,能言善辩,鉴貌辨色,记忆特别好。
当时百官的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两人初步处理后再送进来,有时连蔡、李两人都忘记了内容,张丽华却能逐条裁答,无一遗漏。起初只执掌内事,后来开始干预外政。
“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到了国家大事也“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的地步。后宫家属犯法,只要向张丽华乞求,无不代为开脱。王公大臣如不听从内旨,也只由张丽华一句话,便即疏斥。因此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丽华。
3、田园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在那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坏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
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4、祖逖中流击楫
自从匈奴人占领中原,北方有许多人避难到南方来。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带了几百家乡亲来到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行列中,祖逖主动出来指挥。
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坐,自己的粮食、衣服给大家一起吃用。大家都十分敬重他,推他做首领。到了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祖逖手下已经有一批壮士。
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恢复中原。当时,司马睿还没有即皇帝位。祖逖渡江到建康,劝琅琊王司马睿说:“晋朝大乱,主要是由于皇室内部自相残杀。
使胡人乘机会攻进了中原。现在中原的百姓遭到敌人残酷迫害,人人想要起来反抗。只要大王下令出兵,派我们去收复失地。那么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群起响应。”
5、王羲之东床坦腹
郗鉴在京口的时候,派遣使者给王导带信,想在王氏子弟中找个女婿。王导对郗鉴的使者说:“你到东厢房去随意挑选。”
使者回去以后,对郗鉴报告说: “王家的儿郎们都不错,听到来挑选女婿,个个都很矜持,只有一个在东面的床上露着肚皮躺着,好像啥也没听到。”
郗鉴说:“那就是这个了。”询问之下,这个人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自己的大女儿郗璇嫁给了王羲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魏晋南北朝人物故事
一楼的说法好像不确,智凯应该算隋代高僧。
南北朝时,有梁武帝的国师宝智。
有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师父释僧百佑,释僧佑作有《高僧传》、《出三藏记集》两部很重要的佛教典籍。
晋代高僧有度鸠摩罗什、释道安。释道安的弟子释慧远。另外《世说新语》中还有版很多支遁支道林的故事。
后赵还有位高僧石勒,释道安是他的弟子。从释道安之后,僧徒都姓释。
另外,达摩也是从梁朝时来到中土,按佛教故事,他一苇渡江后,去了少林寺,面壁九年权,后来又只履西归。
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详细故事可以自己看看百度百科。
1、范缜和《神灭论》 范缜是南朝齐、梁间杰出的无神论者。当时社会上盛行佛教,相信灵魂不灭和因果报应。他针对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论,写了《神灭论》。他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不可分割的,肉体死了,精神就随着消亡,好像刀的锋利不能离开刀刃一样。《神灭论》揭穿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对人民的欺骗,是我国思想史上宝贵遗产。
范缜少年时,家境贫寒,学习条件不好。但他刻苦用功,20多岁忆成为博学多才、很有名气的学者了。齐朝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如果没有因果报应,世上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指着大树上盛开的花朵说:“人生好比树上的花,有的落在厅堂,有的吹进茅坑,完全是偶然。”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梁武帝发动这贵人60多人,写了70多篇文章反驳范缜,也没能将他驳倒。
统治者对范缜硬压不行,就企图以高官厚禄打动范缜。萧子良派人对范缜说:“像你这样的才能,还怕做到中书郎那样的高官,何苦固执已见,阻碍自己的前途?”范缜大笑道:“假如我出卖自己的观点去求个官职,岂止是一个中书郎,早就当宰相了。”
2、梁武帝与佛教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他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一)。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经籍志·道经》,《隋书》卷三十五)。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此诏的真实性,在学术界是存疑的,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萧衍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3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
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