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前后的故事

三国演义人物论——论诸葛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62亮形象
作者：沈伯俊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还有什么看头，还怎么能成为世代相传的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作者耗费笔墨最多的艺术形象。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号“伏龙”（即“卧龙”），为他的出场预作铺垫（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刘玄德遇司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汉中定军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遗计斩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一

历史上的诸葛亮（181～234），本来就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十四岁便随叔父诸葛玄离开家乡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辗转来到刘表控制的荆州。十七岁时，诸葛玄病卒。尽管此时诸葛亮年未弱冠，又与荆州牧刘表及其大将蔡瑁都有亲戚关系，但他胸有大志，襟怀高迈，不愿托庇于权门，于是带着弟弟诸葛均，毅然隐居于隆中（汉代属荆州南阳郡邓县，今属湖北襄樊市），一面躬耕陇亩，一面关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国用兵之道，长达十年之久。建安十二年（207），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当时依附刘表、屯兵新野、势单力薄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制定了先占荆、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势，外结孙权，内修政治，待时机成熟，再分兵两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业的战略方针。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出山辅佐，从此成为刘蜀集团的栋梁，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病卒，次子刘琮继位，不战而降，刘备败走江夏。在此危难之际，诸葛亮主动要求出使江东，说服孙权，建立起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使刘备趁势夺得荆州江南四郡，不久又“借”得孙权占据的南郡。此后，他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顺利地实现了跨有荆、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战略目标，使刘蜀集团达到鼎盛时期。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丢失荆州，使刘蜀集团的地盘减少了将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次年托孤于诸葛亮，在羞愤与悔恨中病逝。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以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独力承担起维系蜀汉国运的历史使命。他高瞻远瞩，勤政务实，励精图治，清正廉明，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坚持“和”、“抚”方针和“攻心为上”的原则，迅速平定南中地区，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他不畏艰险，屡次北伐，始终对强大的曹魏保持了进攻的态势；他善于治军，赏罚严明，重视装备的革新和战术的改进，创制了令人称奇的“木牛流马”和“八阵图”；他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西晋杰出的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篇末高度评价道：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诸葛亮的崇高品格，不仅深受蜀汉民众的尊崇，甚至还得到敌方的敬重。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集中体现于《隆中对》；二是忠贞，集中体现于《出师表》。总之，他确实不愧为一代贤相，名垂千古。

二

诸葛亮逝世以后的一千余年间，历代胸怀壮志、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深情地缅怀和颂扬着他，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的业绩，各种通俗文艺也反复讲唱和渲染着他的故事。罗贯中继承了这种尊崇诸葛亮的社会心理，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刚出山时的身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估计是幕宾之类。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此时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早已封汉寿亭侯，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关、张。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定益州，诸葛亮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掌管左将军府事务，此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其官品与关羽、张飞同列，而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则超过关羽、张飞。直到刘备称帝（221），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虽曾参与谋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 。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淳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这是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这时——

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一开始便将指挥权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的胜利，树立了诸葛亮的威信，也确立了他指挥一切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四十九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
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二）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上面说过，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隆中对》就是其集中体现。至于军事方面，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是说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在运用奇谋妙计上却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随机应变的本领，不是他所擅长的。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事实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火烧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生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那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罗贯中来了个移花接木，将此事安排在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为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作品先写曹军的气势汹汹，写十万曹军与刘备数千人马的悬殊对比，酿造出泰山压顶的紧张气氛；然后写诸葛亮调兵遣将，关羽、张飞对他的计谋都心存怀疑，“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大获全胜，使得关羽、张飞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大将心服口服，称赞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现。

随后的火烧新野，纯属虚构的情节。在这次战斗中，诸葛亮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惨重（第四十回）。从此，诸葛亮的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十分害怕，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来，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应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三气周瑜”、“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罗贯中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牢牢掌握制胜的主动权。在军事较量中，他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真是用兵如神。
赤壁之战
三国形成时期，孙权、刘备联军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一说今嘉鱼东北)一带大败曹操军队，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著名决战。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作玄武抄池训练水兵，并对可能动乱的关中地区采取措施，随即于建安十袭三年七月出兵十多万南征荆州(约今湖北、湖南)，欲一统南北。时孙权已自江东统军攻克夏口(今武汉境)，打开了西入荆州的门户,正相机吞并荆、益州(治成都),再向北发展；而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为谋士，以其隆中对策，制定先占荆、益，联合孙权，zd进图中原的策略，并在樊城大练水陆军。
曹操采用侍中、尚书令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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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大战”古今谈
张国光
一、赤壁之战遗址亟需进一步开发
东汉建安十三年，在本省境内的赤壁—乌林地方爆发的，以曹操集团40万水步兵为一方，和以孙权与刘备集团为另一方进行的“赤壁大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大战役之一。历来从事研究这一战役的前因后果及其成败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62经验的中外历史家、军事家不乏其人；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旅游景观建设的日益繁荣，以访古、探胜、学术考察、文化旅游为目的，不远千里、万里来这一战场遗址参观、游览，指点江山胜迹，缅怀千古“风流人物”的中外游客更是络绎不绝。这是湖北人民的骄傲！也可见赤壁之战遗址确是我国诸多的旅游景点中亟需进一步开发、优化的一大旅游资源。
但由于这一战役发生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而正史《三国志》对它的记载又比较疏略，加上后代的文学家在以此次战役为题材而创作诗、文、小说时，又往往有意无意地渗入了夸张、附会的成分，这就使得这次大战的部分历史真相，至今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若明若暗。这就很不利于今天的导游回答广大中外游客的提问，也不利于今天的读者对当时一些风云人物的历史功过作出全面的和比较公平的评价。

二、十年前我省发生的一场“新赤壁大战”的始末
一提到“赤壁大战”，人们就会联想唐代杜牧的《赤壁》诗，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以及从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有多种版本的《三国演义》。但这些名篇、名著都把赤壁之战遗址所在地理解错了：
杜牧以为战场在黄州城外的沙滩，苏轼以为在武昌（今鄂州市）之西，与夏口之东；而《三国演义》则绘影绘声地描写了周瑜的营帐驻在今鄂州市之西山，孙、曹鏖兵之处在三江口。历来赞同上述观点的省内外的专家却不少，而笔者和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特别是蒲圻市的文博工作者却不敢苟同这类观点，因此我们于1991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支持下出版了《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这场历时数年之久的学术论争因此被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随后，“湖北省文、武赤壁，东西辉映；黄州、蒲圻，各有千秋”之说，终于成为全国史、地学界之共识。因此湖北人民手上有了中外公认的“三国赤壁古战场”遗址这张“牌”，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因此正在更加意气风发地向着把新的赤壁市建成“我国三国旅游线上的一颗明珠”的目标奋进。

三、华容道是在江南还是在江北？
《辞海》1997年版“黄州”条云：“近郊有旧时苏轼误称的赤壁，为游览胜地”云云。好像三国赤壁在黄州近郊说，是苏轼所“首创”。实则苏轼早就怀疑黄州人误以江边的赤壁矶为汉末的赤壁之说。他的《赤壁怀古》词中已经于“三国周郎赤壁”一语之上加了“人道是”三字以示存疑。这是因为苏东坡读过《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关于曹操赤壁战败后逃跑途中经过芦苇丛生的华容道时，非常担心刘备有伏兵在此放火的记载。而他所游览的武昌西山附近并无芦苇丛生的现象，这就与历史的记载不合。苏东坡又知道：宋之岳州所属有华容县。但他却不了解当时的华容县乃三国时吴之南安县，被刘宋改名安南县，是到隋时才改名华容县的。再说该县地处江南，这就和曹操败后撤退时经过的华容道毫无关系；正由于苏轼对这一问题没有能深思详考，这样他就无法找到赤壁战址究竟在何处的答案了。

四、曹操东征孙权的水步兵究竟是多少？
关于汉末赤壁之战时曹操东征的人数，不少史学家都据周瑜的分析，认为不过20余万人。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是周瑜为了坚定孙权抗曹决心而大大缩小了数字。湖北学者卢弼据诸葛恪的说法：即曹操自中原南下时其兵力是30万人。如果再加上其后曹操收编的刘表的水步军约10万之众，可知曹操东征孙权之总兵力数当不少于40万众。诸葛恪系诸葛瑾之子，后又任吴国之大将军，那么他说的数字自是可信的。

五、“赤壁大战”究竟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的
初冬、仲冬还是季冬呢？
赤壁大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后汉书》、《三国志》都有明确记述，这是无可置疑的。但黄盖火攻曹营究竟在哪一天却无从考察。不过开战月份倒是可以推知的。
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正史明书十月初一是癸未日，而且当天发生了日食，可见此一记载绝不会错。查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千五百年日历天象》一书，也定该年十月朔日是癸未，如果按干支表推算，即可知十一月二十日就不会是甲子日。因此《三国演义》所谓诸葛亮于十一月二十日夜“借”来了东南风，因之黄盖才能于次晚在乌林江边放火诸说均不足信。
至于开战月份，有的专家认为发生于十月间（《三国演义》则谓为十月），但卢弼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所载赤壁之战前周瑜对孙权的分析，“方今盛寒，马无藁草”云云一语，定开战时在十二月,这是可信的，因为当时长江流域的农民靠柴草举炊，到隆冬季节，原来储存的禾杆、芦苇，特别是稻草必已所剩无几，人尚难以熟食，又怎能喂饱曹操成千上万的战马？而且在曹操出兵东征之前天已“盛寒”，更可证后来赤壁决战时间必在隆冬季节了。

六、赤壁大战火焚曹舰时间是白天还是夜晚？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诸葛亮于是日祭风，三更时分风起，周瑜即令黄盖使小卒驰书报曹操，言“定今夜二更，但看船头插青龙牙旗，即粮船也。”这岂不是说，火焚曹营之时是在二十一日夜吗？小说续写：曹操得书后“大喜，遂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观望黄盖船到……是时东风大作，……看看月上，忽一军指说：‘江南上一簇帆幔，驶风而来。’……报称:‘皆插青龙牙旗，内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试问，在夜间又是有大风时，曹军能在北岸看清楚黄盖船上的青龙牙旗和船上的几个字吗？再说，黄盖驰书与曹操约降时，又怎能说明是要在夜间偷偷进入曹寨呢，当然黄盖只能约在交锋之日，他才能趁任先锋之便率舰只投降呵。也正是因为黄盖约降的时间在白天，所以曹操届时就和他的部属先到水寨等候。故《周瑜传》云:黄盖先已“书报曹公，欺以欲降，……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又裴注所引《江表传》写得更为具体：“黄盖取轻利舰十舫，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上，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用赤幔覆船，又建旌旗龙幡于舰，都是为了便于白天在江北的曹军识别的。

七、赤壁抗曹大战的胜利，不能归功于周瑜一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从强烈反曹、尊刘、贬孙的立场出发，蓄意把赤壁败曹的功绩主要归于诸葛亮一人，并且肆意丑化了周瑜，又贬低了鲁肃，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但有的根据《演义》建构的“赤壁大战”的旅游景观，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刘备一方在此次战争中竟毫无作为。
据《鲁肃传》裴注引《吴书》记关羽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指刘备——引者）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耶？”这说明如果没有孙刘联盟，那孙权决无独立抗击曹操的勇气。而且当时前线吴兵，只有水军三万人，而刘备、刘琦的兵力却有两万人，还有关羽率领的数百艘战船参与战斗，岂能视为无足重轻？

八、曹军在乌林遭致溃败的主因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主要原因何在？周瑜在战前有预见。他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马无草料,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云云。这就是说，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等等。
不仅此也，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时谋士贾诩就曾谏阻。《魏志•贾诩传》写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他写道：“于是韩、马之徒，尚狼顾左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何抚安之得行？”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两个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但我则认为是流行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春之际，且一经爆发，传播极其迅速，而且大多数病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必死无疑。按《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可见意外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

九、《三国演义》写曹操连接船舰出于庞统的
连环计云云，实无其事
据《三国志•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于此！’”这说明曹军可能是十二月初自江陵东下到巴丘时传染上疾疫的。部分军士染病后，曹操就把他们留下来，并留了一批船只在巴丘，而自己仍率大军东下。但到赤壁时因为与孙、刘联军初战不利。曹操只好退军于北岸乌林，并根据身边的谋士建议，下令连接船舰，准备再战。不料恰于此时得黄盖降书，即信之不疑，故未作任何防范措施，以至黄盖得以率少数装满引火之物的快船，趁突然刮起的东南风，闯入曹操的水寨，四处放火。这样，曹操驻于乌林江滨的船舰就大都被烧毁，而岸上营寨也就付之一炬了。

十、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战船，
是其水军葬身火海的主要原因
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其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这就诱发了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却写成是诸葛亮、周瑜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而《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当然，要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的船只首先化为灰烬。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就是讥讽周瑜因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可是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设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决战之日会陡起东南风。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在大江中自行逃散，不至于被殃及。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不利的一面所导致。可见在战前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接船舰之策的某一位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