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司马迁的事迹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老、杜陵布衣，世称杜少陵，杜工部。汉族，祖籍湖北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生于中国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死于耒阳市。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
杜甫一生坎坷，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被誉为“诗史”后人尊称他为“诗圣”。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

杜甫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杜甫著作
《谴怀》《昔游》《卜居》《堂成》《蜀相》《为农》《有客》《狂夫》《舍》《江村》《野老》《遣兴》《南邻》《恨别》《客至》《江亭》《可惜》《独酌》《寒食》《石镜》《琴台》《病柏》《枯棕》《不见》《大雨》《四松》《归雁》《去蜀》《除草》《丈人山》《成都府》《石笋行》《赠花卿》《少年行》《大麦行》《题桃树》《漫城二诗》《春夜喜雨》《草堂即事》《绝句二首》《绝句四首》《戏作花卿歌》《望岳》《酬高使君相赠》《春日江村五首》《春水生二绝》《绝句六首》《春望》《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南逢李龟年》《天末怀李白》《月夜忆舍弟》《兵车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兖州城楼》《登楼》《月夜》《潼关吏》《新安吏》《垂老别》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安西都护府),后迁居四川.天宝初,入长安,贺知章一见,称为谪仙人,荐于唐玄宗,待诏翰林.后漫游江湖间,永王李璘聘为幕僚.璘起兵,事败,白坐流放夜郎(在今贵州省).中途遇赦,至当涂依李阳冰,未几卒.是唐代著名诗人,有《李太白集》.李白所作词,宋人已有传说(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证以崔令钦《教坊记》及今所传敦煌卷子,唐开元间已有词调.然今传篇章是否果出于太白,甚难断定.今仍录《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

【李白的生平】

李白,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 其诗风雄奇豪放, 想像丰富, 语言流转自然, 音律和谐多变. 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私素材, 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 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

一、好任侠, 喜纵横

李白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西域的碎叶, 五岁时随家人定居于昌隆(今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
李白少时, 好任侠, 且喜纵横. 昌隆所在的绵州地区, 自汉末以来, 便是道教活跃的地方.
因此, 李白从少年时起, 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
后来, 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眠山, 潜心学习, 多年不进城市. 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 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 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 由于饲养惯了, 定时飞来求食, 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 一声呼唤, 便从四处飞落阶前, 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 一点都不害怕. 这件事被远近传作奇闻, 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 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 认定他们有道术, 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 可是, 二人都婉言拒绝了.
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好友, 此人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 那时李白才十六岁. 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冶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 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 喜谈王霸之道, 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二、 仗剑远游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 李白出蜀, "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 他乘舟沿江出峡, 渐行渐远, 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 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 推送着他的行舟, 把他要送到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城市中去.

1·江陵幸遇司马祯
李白没有想到在江陵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 他居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祯.
天台道士司马帧不仅学得一整套的道家法术, 而且写得一手好篆, 诗也飘逸如仙. 玄宗对其非常尊敬, 曾将他召至内殿, 请教经法, 还为他造了阳台观, 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其学道.
李白能见到这个备受恩宠的道士, 自然十分开心, 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供其审阅. 李白器宇轩昂, 资质不凡, 司马祯一见己十分欣赏, 及至看了他的诗文, 更是惊叹不已, 称赞其“有仙风道骨, 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因为他看到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 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 又不汲汲于当世的荣禄仕宦, 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 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 这也就是说他有“仙根”, 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 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 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 这便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
李白为司马祯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 他决心去追求“神游八极之表”这样一个永生的、不朽的世界. 兴奋之余, 他写成大赋《大鹏遇希有鸟赋》, 以大鹏自喻, 夸写大鹏的庞大迅猛. 这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
从江陵起, 他开始了他鹏程万里的飞翔.
以下便是《大鹏遇希有鸟赋》：
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其辞曰：南华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徵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质凝胚浑。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

尔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嶪太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夭矫，羾阊阖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像其势，髣髴其形。

若乃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邈彼北荒，将穷南图。运逸翰以傍击，鼓奔飙而长驱。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任公见之而罢钓，有穷不敢以弯弧。莫不投竿失镞，仰之长吁。

尔其雄姿壮观，坱轧河汉。上摩苍苍，下覆漫漫。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缤纷乎八荒之间，掩映乎四海之半。当胸臆之掩画，若混茫之未判。忽腾覆以回转，则霞廓而雾散。

2·洞庭葬友
李白自江陵南下, 途经岳阳, 再向南去, 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
可是正当泛舟洞庭时, 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李白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 李白悲痛万分, 他伏在朋友的身边, 号陶大哭, "泣尽继之以血". 由于他哭得过于伤痛, 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 旅途上遇到这样的不幸, 真是无可奈何, 李白只好把吴指南暂时殡葬于洞庭湖边, 自己继续东游, 决心在东南之游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尸骨.
李白来到了庐山, 在此写下了烩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诗.

3·江南之行
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 此地江山雄性, 虎踞龙盘, 六朝宫阅历历在目. 这既引起李白许多感慨, 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感. 他认为往日之都, 己呈一片衰颓之气, 没有什么好观赏的了, 根本不及当今皇帝垂拱而治, 天下呈现出的一片太平景象.
金陵的霸气虽己消亡, 但金陵的儿女却饱含深情地接待李白. 当李白告别金陵时, 吴姬压酒, 金陵子弟殷勤相送, 频频举杯劝饮, 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 流过了人们的心头, 使人难以忘却.
李白告别金陵后, 从江上前往扬州.
扬州是当时的一个国际都市. 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 与同游诸人盘桓了一些时日. 到了盛夏, 李白与一些年轻的朋友 《系马垂杨下, 衔杯大道边. 天边看绿水, 海上见青山》, 好不惬意. 到了秋天, 他在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 卧病他乡, 思绪很多, 既感叹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 又深深地思念家乡, 惟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 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
李白在准南病好之后, 又到了姑苏. 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 李白怀古有感, 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 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 称其 "可以泣鬼神矣". 由此看来, 李白的乐府诗有时虽袭用旧题, 却多别出新意.
姑苏的历史遗迹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怀古之情, 美丽单纯的吴姬、越女更让李白赞美不己. 在昔日西施浣纱的茑萝山下, 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现今在浣纱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
李白由越西归, 回到了荆门.
在荆门他一呆就是三个月. 虽然思乡心切, 但功业没有一点成就, 他自觉难于回转家园. 最后, 他决定再度漫游.
首先, 他来到洞庭湖, 把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 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 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为人, 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 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 《赠孟浩然》
不久, 李白到了安陆, 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 然而, 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 他仍然想寻找机会, 以求仕进. 在隐居寿山时, 李白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 提高自己的声誉.
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 便将其招为女婿. 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衰微减退. 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 又几次出游, 结识了 一些官吏和贵公子, 并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

三、一进长安

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猎. 玄宗即位后, 己有过多次狩猎, 每次都带外国使臣同去, 耀武扬威, 以此震慑邻国.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 玄宗又有一次狞猎, 正好李白也在西游, 因上《大猎赋》, 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 "大道匡君, 示物周博", 而 "圣朝园池遐荒, 殚穷六合", 幅员辽阔, 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 夸耀本朝远胜汉朝, 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 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
李白西来的目的是献赋, 另外, 也趁此游览一下长安, 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京风光. 他居住在终南山脚下, 常登临终南山远眺. 当他登上终南山的北峰时, 眼前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 他深感生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不平凡的, 因此颇有自豪之感. 可一想到这兴旺发达的帝国内部己产生了腐朽的因素, 他的轩昂情绪又受到打击".
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 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 最后两句说 "何时人少室, 王母应相逢", 是祝她入道成仙. 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 希望引荐, 愿为朝廷效劳. 由此, 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
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 李白有次去紫极宫, 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 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 这次相遇, 自然立刻上前拜见, 并呈上袖中的诗本. 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 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 李白瑰丽的诗歌和啸洒出尘的丰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 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
一年快过去了, 李白仍然作客长安, 没有机会出任, 他的心情有些沮丧. 好友诚意相邀, 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 但李白无意前往. 这次去长安, 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 却毫无着落, 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 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 也极不得意, 只有发出"行路难, 归去来"的感叹, 离开了长安.

四、翰林供奉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 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 对其十分仰慕, 便召李白进宫. 李白进宫朝见那天, 玄宗降辇步迎, “以七宝床赐食于前, 亲手调羹”. 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 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 胸有成竹, 对答如流. 玄宗大为赞赏, 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 职务是草拟文告, 陪侍皇帝左右. 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 利用他敏捷的诗才, 赋诗纪实. 虽非记功, 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 以盛况向后人夸示. 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 同僚不胜艳羡, 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天宝初, 每年冬天玄宗都带着酋长、使臣去温家狞猎, 李白自然侍从同去, 当场写赋宣扬玄宗的盛德, 歌颂圣朝威力, 深得玄宗赏识. 此时, 玄宗宠爱杨玉环, 每与她在宫中游乐时, 玄宗都要李白写些行乐词, 谱人新曲歌唱. 李白怀着“长揖蒙垂国士恩, 壮士剖心酬知己”的心情, 竭尽才思采写这些诗.
在长安时, 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 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 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 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 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 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 笼罩着中国, 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
与此同时, 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 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宦官和外戚的受宠, 使李白"大济苍生"的热情骤然冷了下来, 自己虽在长安, 但也没有施展自己管、晏之术的机会.
朝政的腐败, 同僚的诋毁, 使李白不胜感慨, 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 谁料就在此时, 倒被赐金放还, 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 这次被赐金放还似乎是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这次的归山, 实在是体面一点的放逐.

五、再次远游

1·漫游梁宋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 李白到了东都洛阳. 在这里, 他遇到正在蹭蹬不遇的杜甫. 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 此时, 李白已名扬全国, 而杜甫风华正茂, 却困守洛城.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 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 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 两人以平等的身份,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在洛阳时, 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 访道求仙.
这年秋天, 两人如约到了梁宋. 两人在此抒怀遣兴, 借古评今. 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 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 然而, 三人各有大志, 理想相同. 三人畅游甚欢, 评文论诗, 纵谈天下大势, 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 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 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 李杜又一次分手, 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簏(道教的秘文)、授道簏去了. 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 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 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 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 为他造了真寰. 此次的求仙访道, 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 (公元745年)秋天, 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两次相约, 三次会见, 知交之情不断加深. 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 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 就在这年冬天, 两人分手, 李白准备重访江东.

2·东去吴越
李白离开东鲁, 便从任城乘船, 沿运河到了扬州. 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 也就没有多滞留.
到了会稽, 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 不久, 孔巢文也到了会稽, 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 泛舟静湖, 往来剡溪等处, 倘佯山水之中, 即兴描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和美丽妇女.
在金陵, 李白遇见了崔成甫. 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 情怀更加相投. 每次游玩时, 都尽情畅游, 不计早晚. 他们泛舟秦淮河, 通宵达旦地唱歌, 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 拍手为他们助兴. 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 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 友情更深厚, 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 每当想念, 便吟诵一番.

3·探幽燕, 走江南
李白在吴越漫游了几年, 漂泊不定. 这时国家混乱, 情况一年比一年差. 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心情引导下, 他决计去幽燕(今北京一带), 以探虚实.
到了幽燕之后, 李白亲眼看到安禄山秣马厉兵, 形势己很危急, 自己却无能为力. 安史之乱前两三年, 李白漫游于宣城、当涂、南陵、秋浦一带, 仍然衣食依人, 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 以求帮助.
在此次漫游期间, 李白因夫人许氏病亡, 又娶宗氏. 家庭多变, 国家多事, 李白一面求仙学道, 一面企图为国建功, 对于国家安危, 颇多关切, 虽然仍事漫游, 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六、病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33逝途中

天宝十四年, 安史之乱策发, 李白避居庐山. 那时, 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 永王李磷恰在此时出师东巡, 李白应邀人幕.
李白人幕后, 力劝永王勤王灭贼, 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 他也作过自我检讨. 同在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 参加, 以此免祸, 李白在这点上显然不及他们.
永王不久即败北, 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 这时崔涣宣慰江南, 收罗人才. 李白上诗求救, 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 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阳的宋若思, 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 并让他参加了幕府. 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 为宋写过一些文表, 并跟随他到了武昌. 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 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 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 但不知什么原因, 后来不但未见任用, 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梓潼), 完全出乎意料. 因为当时永王幕下的武将均巴得到了重用. 事情之所以发生变故, 可能与崔涣、张镐这批人的失势有关.
至德二年 (公元757年)冬, 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 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 即将一去不返, 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 "夜郎万里道, 西上令人老", 不由更觉忧伤.
由于李白在海内素负盛名, 此行沿路受到地方官的宴请, 大家都很尊重他, 并没有把他看做一个遭流放的罪人.
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 李白行至巫山, 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 宣布大赦, 规定死者从流, 流以下完全赦免. 这样, 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 终于获得了自由. 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 而那首著名的《朝发自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
到了江夏, 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 李白便逗留了一阵. 乾元二年, 李白应友人之邀, 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 发思古之幽情, 赋诗抒怀. 不久, 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 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他往来于两地之间, 仍然依人为生. 上元二年, 己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 在金陵, 他的生活相当窘迫, 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上元三年 (公元762年), 李白病重, 在病塌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 赋 《临终歌》而与世长辞, 终年六十二岁.

武则天，这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是一个似传奇而非传奇的历史人物。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huò，与“获”的读音相同）的次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幼妾（称为“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 “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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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以前，历史著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理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死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死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64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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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