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故事的作品鉴赏

创作中的语言艺术
《撒哈拉的故事》中的语言是具有三毛特色的。她的散文语言自然、清新、朴素。她能真实而具体地感受到写作对象所感受到的一切，对其行为动作进行白描，或用精炼的对话来还原场景，以她细腻、敏锐、准确的感知力，准确把握住写作对象的特点并注入自己独特的感受，这样，三毛的文字就有了一种令读者忘我而入境的感染力。读《撒哈拉的故事》，仿佛是在与三毛进行一次心灵对话，好似在听朋友讲述动人的故事、深刻的感悟、时而无羁的快乐，令人如入e69da5e887aa7a686964616f366其境。
《结婚记》中，三毛向读者讲述她与荷西登记结婚的情景：“我伸头去看荷西，他穿了一件深蓝衬衫，大胡子也修剪了一下。好，我也穿蓝色。”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三毛用了一个“伸”这个很有意味的动词，强化了她单纯活泼的性格。接下来一个“好”单独成句，使舒缓的语调改变了节奏，与灵感突发的感觉相得益彰。随后她对装扮自己的动作做了弱化处理，我找了一件淡蓝细麻布的长衣服。虽然不是新的，但它有一种朴实优雅的风味。鞋子仍是一双凉鞋，头发放下来，戴上一顶草编的阔边帽子，没有花，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帽子上，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这段描写除了简单的动作”找、戴、拿、别“以外，如果没有前面她交代的是一次结婚外，这与周末出游又有什么不同呢？她在自我欣赏着，她认为结婚是自己的事，自己感觉好最重要。这也很容易看出她的个性。
该书中每一篇文章都不求深刻，这就是很多人思考的，为什么朴素通俗的词汇在她的笔下就可以如此闪烁着光芒。三毛用语讲求浅显，该书中很难找到生冷怪癖的字眼和拖沓繁长的句子，用词简单，尽显优雅的色彩。这里所谓的“色彩”，就是三毛独有的个性魅力，这使她的语言脱离肤浅，上升为独具特色的个性化方式。三毛透过《撒哈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她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一段寻找生活的真谛，追求生命超越的心路历程。
修辞分析
《撒哈拉的故事》散文集里面的每篇散文的开头几乎都有一个语言环境限定了整篇文章的语调、环境、氛围。在这样的限定下，散文的语言表达就受到了一定限制。比如说《素人渔夫》这篇描写的是三毛和丈夫荷西在经济周转不灵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计，自己下海捕鱼买鱼的事情，这也是夫妻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生活中的一些幽默风趣之处的再现。在这样的环境的限定下，整篇散文这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夫妻的对话展开的，只能采用一种平和、轻快、率性浪漫的表达方式。再如《哭泣的骆驼》，整体上都是一种极度悲凉的氛围，这里就不能适用一种明快、欢乐的表达方式，否则就与整篇文章的基调不适应，三毛在此就巧妙地运用映衬的表达手段，通过对周围景物的一种凄凉感的细致描绘，烘托了游击队领袖巴西里被自己人出卖，他的妻子沙伊达，那个受过高度文明教育的可爱的沙漠女子，却被诬蔑说她出卖了她自己的丈夫而被欺凌至死的一种无限悲凉。

《好人难寻》是奥康纳的代表作，常为选家所选，故事写得十分生动，语言简朴，文笔清新严谨，含义丰富而深刻。奥康纳的《书信集》中曾有个英国文学教授写信问她写这篇小说的“意图”，她回答说，从描绘佐治亚州人民日常生活这个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但她认为小说的主题是严肃的，寓意是深刻的。她指出，天主教相信原罪说，世间不乏充满兽性的人和野蛮的暴行，因此尽管有人称她写的是恐怖小说或哥特小说，她却认为她的小说属于“天主教现实主义”。原罪说指类人的祖先亚当与夏娃触犯了上帝的禁律，被贬到凡间，因此人一出生就带有原始罪恶。奥康纳小说的主题主要描写邪恶、赎罪和得救，她笔下的人物可以用圣徒奥古斯丁的一句箴言来概括：“我们的灵魂不得安宁，直到它们在您（指上帝）的身上找到了安宁。”但奥康纳作为南方作家，她的创作也带有南方文学的显著特征：浓厚的历史意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怪诞的人物形象。她从来不用说教来宣传她的宗教信仰，而是用完美的艺术形象通过隐喻和象征来抒写寓意深刻的主题，有时连主题本身也含有好几层意思，例如《好人难寻》的寓意深刻得连英国文学教授都要写信询问她本人。这个故事的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讲原罪，说明这个世界已变得十分野蛮残酷，人成了冷血动物。作者一方面通过三个暴徒的暴行用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象征笔法攻击不信上帝的世俗社会，但另一方面，作者显然也寄同情于沦落人，认为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赎罪得救。美国文学史家弗雷德里克·R·卡尔在《美国小说1940—1980》（1983）一书中说，“好人难寻”这句话原是圣徒耶路撒冷的西里尔的箴言，他认为通向精神生活之路必须经过恶龙，这些龙可能把你吞噬掉。老奶奶认为通向精神之路可以不经过龙；但沦落人对精神生活不存幻想，明知各处都有龙潜伏着。“生活里没有真正的乐趣，”沦落人说，他所寻找的赎罪形式是老奶奶永远无法想象的。因此卡尔认为，沦落人是某种形式的先知，是个不露真相的耶稣。”路易斯·Y·高塞特在《南方文学史》（1985）中说，奥康纳认为通过暴力可以改变一个人，例如在《好人难寻》中沦落人说：“如果她活着时候每分钟都有人开枪打她，她倒很可能成为一个好女人的。”意谓老奶奶有潜伏的优良品质，通过暴力可以把她改造过来成为好人。美国约瑟芬·汉定在《美国实验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30小说》（1979）里也认为奥康纳同情沦落人，说她笔下那些最凶暴的人受尽生活的摧残，只好默默地在这个世界上受苦，而世人却把他们看成破坏性的或者“与众不同”的人。奥康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懂得“与众不同”的含义。她本人用礼貌来掩饰自己的愤怒，她笔下的人物也同样用礼貌来掩饰自己的愤怒。例如《好人难寻》中的沦落人就是这样。向陌生人施加暴行使许多“沦落人”表示了愤怒，但他们同时又对促使他们愤怒的根源无动于衷。汉定还说，奥康纳自己受尽病魔的折磨，因此她深知最大的痛苦是一个畸形人、沦落人或弃儿每天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别人（亲友、社会工作者）和当局对他们的照顾或同情对他们毫无助益，只会使他们更加愤怒。这类人物的变态心理和反常行为是他们背离宗教信仰的后果，往往只能靠暴力或死亡得救。奥康纳自己曾说，她的创作源泉主要来自宗教，教会使她在学习与写作上节省了大约2，000年时间，而她的创作技巧也主要借用宗教上解释教义的方法：从字面意义之外看其最后的、神秘的含义，用这方法观察事物就能在一个意象或一个境遇中看出好几层现实。而《好人难寻》中的确描写和反映了好几层现实，耐人寻味。

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几十处写到梦境，大多数梦境都是描写恶梦，而《好的故事》则于昏沉的背景之中，为我们打开了一种带着明亮的暖色和淡淡的温馨的回忆画卷，表达了鲁迅思想深处的那种执著的美好追求。
文章起于昏沉的夜，结于昏沉的夜。而在这起结之中，以渐渐地缩小了的灯火，燃起了一种美好的希望，展开了一幅美好的回忆图景。
《好的故事》一如它的篇名，呈现出一种非常美好而又明快的美学意境，作者让我们“看见一个好的故事”中“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文章开头就为全篇奠定了明快美丽的感情基调，而“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以至于无穷”一句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眼。
在展开的过程中，作者将那些带有明快色调的意象一一摄入：乌桕，新禾，野花，丛树，天，云，竹，闪烁的日光……而且，“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这些意象的铺叙与描写，引领读者进入到一种赏心悦目的明朗意境之中。
接着鲁迅仍然以明快的笔调，写到暖色调的事物：水中的青天的底子，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进的红锦带……
在这幅“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的画卷中，作者的思想感情也产生着一种层次性的变化：先是于昏沉的夜里恹恹欲睡，再接着，“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然后，感受着“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以及“我就要凝视他们”都在表达“我”的感情渐向高峰与高潮状态掘进的过程。于是，即使“云锦也已皱蹙。凌乱……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我”还要“抛636f70797a64330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去记下它们，最终则是：“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伴随着感情的层次性变化，背景同样存在着一种层次性的改变。
一开始处在昏沉的夜，是在灯火渐渐地缩小了的灰暗背景中，然后渐渐明亮起来，次第写到“蒙咙”、“闪烁的日光”、“清楚起来”、“分明”、“皱蹙”、“凌乱”、“影子撕成片片”、“碎影还在”，最后又回到那“昏沉的夜”里的凝视与沉醉，完成了一个美好故事的回环。
作者在极短的篇幅中，从多个角度，且每个角度都从多个层次来展开那种超现实的想象，这就使得《好的故事》中暖色的想象和回忆具有了一种明快清晰的美学风格。
文章中视觉形象的奇特和丰富令人惊异，而且这些视觉形象令人应接不暇地互相叠印、融合。超现实想象赋予了文章本身以诗的美学表征，而梦中美的境界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难得的阅读记忆。在这美好的故事中，所有的形象都在表达诸多抽象的观念，这就使《好的故事》永远呈现出开放的、多层次的审美境界。而这样的审美境界，散文名家方令孺在其名作《在山阴道中》认为，鲁迅先生的《好的故事》，正是鲁迅先生所想望的好的生活。
熟悉鲁迅生平的人应该知道，《好的故事》是以从绍兴西南偏门出城，经鉴湖、娄宫而到兰亭那条路上的风光及历史为背景而写成的。1913年6月24日，鲁迅在长住北京后第一次返乡省亲，6月26日，他“同三弟至大路浙东旅馆偕伍仲文乘舟游兰亭，又游禹陵。归路经东郭门登陆，步归。”(见《鲁迅日记》)鲁迅之弟周建人后来也曾回忆起那天的情景：他们在兰亭逗留的时间较长，他们乘一只乌篷船，出偏门经鉴湖到娄宫上岸，到兰亭还要走十里旱路。兄弟凡人观看王羲之手书的“鹅池”石碑。游览右军祠、墨池、御碑亭、流觞亭和亭前的流觞曲水，遥想着晋朝的丈人墨客在这里饮酒、吟诗作赋，让酒杯随着曲水徐徐流动的闲情选致。
鲁迅在1919年12月24日最后一次离乡返京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他所热爱的故土。然而，在1925年写就的这篇名文里，我们分明感受到他与著名的山阴道在精神血脉上一直保持着须臾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对家乡风物刻骨的追忆，就这样化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好的故事”，烙在了鲁迅审美精神的空间。
严格地说，鲁迅从十七岁便离开了故乡。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和民族的希望。离开三味书屋，是他不悔的选择；但弃医从文，却是他无奈的追寻。然而，在那时“狭小而黑暗的隧道中”，他始终相信并坚守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因而，在这狭小而黑暗的隧道中除了有“狭小而黑暗”，有沿途的崎岖与辛酸，同时也有着非常浓重、浓厚的故园情怀与明亮记忆，一直闪烁在鲁迅的精神空间。关于这一点，《故乡》中的少年闰土，《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药》(特别是瑜儿坟上的花环这一细节)等均可为证。
鲁迅先生用如此暖色的笔触来描写他的想象世界和回忆中遥远的故乡，不仅是一种精神慰藉，更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信仰和坚执的人生追求，因为，这里仍然有着鲁迅的另一种韧性：“好的故事”就在明天。
因此，像“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这些表达抒情主人公执著追求美好境界的句子，也就成为我们深入理解这篇散文诗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