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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世昌(1849-1894),近代著名海军将领,祖籍广东番禺,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在1894年9月17日海战中捐躯报国。
邓世昌及其将士壮烈殉国后,举国上下一片悲愤,威海百姓自发出海打捞英雄们的尸体,当地流传着“通商卖国李鸿章,战死沙场邓世昌”的歌谣。
海战失利,朝廷震动。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也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鸿,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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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是怎样牺牲的
说起中日甲午海战,我国民族英烈中当首推一代海军名将邓世昌。因其为国捐躯,被称为“邓壮节公”。他的名字和忠勇之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受到我国人民的影仰。
但是后人对邓世昌殉难时的情景说法不一,现有搜集到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叙述如下:
一曰: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舰体受伤,弹药断绝。管带(舰长)邓世昌沉着镇静,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计同归于尽。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远,于十五时没入黄海,仅余7人。
二曰:致远舰不幸鱼雷出中,锅炉迸裂,舰体下沉,全舰250名将士落海。随从刘忠投救生圈给他,不受,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邓的爱犬游到他身边,衔着他的胳膊,也被他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最后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沉入海底。
三日:邓世昌虽被救起,但他看到全舰官兵身葬大海,“义不独生”,复沉大海,壮烈牺牲。
在龙须岛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主人沉入海中。邓世昌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把狗按入水中。自己也沉入海中。狗见主人溺水,不忍心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岸边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复投大海,亦随之。
“邓壮节公”之死种种,尽管说法不一,但其英勇忠烈,世人共赞,万古流芳。
(天津黄河摘自《海洋》一九八五年第4期)
恺撒(公元前101-公元前44年)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出身贵族,年轻时热衷政治,表现出很强的野心。担任过执政官、高卢(现法国)行省总督。在军阀争斗中,他率军回意大利夺权,改变了共和制度,利用铁腕独裁手段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公元前44年3 月死于元老院刺客手中。他的主要著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回忆录,文笔清晰简朴,行文巧妙,是初学拉丁文者的必读之书。
庆龄和美龄
宋氏三姐妹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
1981年5月22日,中国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1政府鉴于宋庆龄病情恶化,授权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把这一消息转告了旅居在美国的宋美龄。要闻一经发布,已经十分敏感的新闻界再次亢奋了起来。短短几天里,已经冷落了很久的关于宋氏姊妹的话题,一下子又成了报界谈论的热点。在此生死离别之际,宋美龄会不会舍弃几十年来的政治间隙做出超乎寻常的举动呢?只要稍微了解中华民族传统心理的人都知道,在一定条件下,故土情、骨肉情常常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更何况这事情又是发生在宋氏家族中一对年逾古稀的姊妹身上呢!
宋氏家族是一个按照基督教的理想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纽结起来的大家庭。父亲宋耀如早年就加入了基督教。宋耀如夫妇对自己的家庭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今生今世互亲互爱,永不分离。他们全家八口人,在人生的归宿处——宋氏墓地也造了八穴地;宋耀如的妻子临终前,曾要求女儿们永不剪发,她们姊妹三个就谨守母言,一直都梳着发。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内在聚合力啊!宋氏姊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聚合力的牵引,才在解放前的政治风云中,一方面和国民党保持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中断缠绵的姊妹之情。
青少年时代,是宋庆龄与宋美龄姊妹之间感情最纯真、最值得回味的一段岁月。1904年,大姐宋霭龄作为中国赴美的第一个女学生远涉重洋,进入了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读书。为大姐的远行所鼓舞,庆龄和美龄在国内也积极准备留学的必修课程。庆龄长美龄五岁,生性沉静庄重,温文尔雅,美龄天真开朗,活泼自信,而且还颇有点贪玩。对此,庆龄总是以姊姊的身份督促着妹妹完成学业。但有时她也顺从妹妹纯朴天真,两人一起翻过家园低矮的围墙,在附近的田野上尽情地嬉戏,并肩坐在小溪边,向往着大洋彼岸的风光,共同憧憬未来的留学生活。晚上,她们又一起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听父亲讲述过去种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兴之所至,她们会和着父亲的男中音一起唱欢快的曲子。
1908年,十六岁的庆龄和十一岁的美龄终于学完了留学的必修课程,结伴登程。在她们的叔叔与婶母的护送下,也进入了威斯理女子大学,和阔别了四年的大姊重聚在海外。第二年大姊霭龄毕业回国,失去了庇护的庆龄和美龄则更加相依为命了。独立生活能力的增强,使庆龄变得更加老成、爱思考;对二姊的信赖,使美龄开朗活泼的性格在异国依旧焕发着光彩。1912年春天,她们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份特别“珍贵”的新年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从父亲的信中她们得知,这一年的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了,父亲和大姊他们都参加了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姊妹俩高兴地拥抱在一起,跳跃着,欢呼着。她们把悬挂在宿舍里的清朝龙旗扔在地下,踩了又踩,换上了父亲寄来的新国旗。这一夜,姊妹俩怀着对新世界的向往进入了梦乡。不久宋庆龄先于妹妹修完了学业,转程赶到日本,去探望和孙中山一起逃亡到那里的父母。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第一次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在东京和孙中山举行了庄重的婚礼。这给一向看重家庭和睦的宋氏家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伤。然而在这哀伤之中,宋庆龄仍感到一种难得的慰藉,这就是在美国的美龄并没有站在全家人一边反对她,反而还对二姊敢于忤逆家庭的勇气表示理解。就这样,由于婚姻的纠葛引起的家庭纷争,使得庆龄和美龄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更亲密了。
掌管中央财政的宋子文(1894-1971)在国民党内被称为理财大家
然而宋氏姊妹儿时缔结的深厚情谊并不能一帆风顺地发展,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旧中国,一个深深地卷入了上层政治角逐漩涡之中的家庭,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要保持一尘不染,是难以思议的。1927年,宋庆龄和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击蒋介石 的叛卖行径,并继续呼吁国共合作。她写信给宋子文,希望在国民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得到弟弟的支持,可这时宋子文已经和蒋介石眉来眼去,并且还串通大姊宋霭龄一起怂恿小妹,让她和蒋介石结婚。愤慨之下,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姊弟感情破裂了。
宋庆龄反对小妹同老蒋的婚姻,并不是对蒋介石的老衰和出身有什么鄙夷,而是对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背叛国民革命的叛逆行径的极端憎恶。蒋介石作为敌人和妹夫的双重身份,在宋氏姊妹之间像是砌了一堵墙,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政治上的沟壑使她们疏远了。有一段时间,宋美龄写给宋庆龄的信,都转手由秘书代笔。这样的关系,几乎是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
1936年12月,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宋美龄为营救丈夫,急得都快发疯了。就在这连连碰壁之际,她做梦也想不到,宋庆龄居然也反对何应钦轰炸西安的阴谋,主张释放蒋介石。事变发生第二天,宋庆龄从银行里提出了钱款,用电话通知孙科安排飞机,并约好何
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香凝,准备联袂飞往西安,直接去说服张学良、杨虎城。这种关键时刻伸出来的援助之手,深深打动了宋美龄。二姊深明大义,不计较荣辱恩怨的胸怀,更是令她钦佩不已,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宋氏姊妹冰释前隙,再度合作。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宋美龄不久也抵达香港。当人们惊奇地发现宋氏二姊妹一起在香港饭店露面时,顷刻间舞厅变得“有点像温布尔登市的人群一样拥挤”,只见“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宋美龄和“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宋庆龄,携手朝人群走来,那种温融的气氛,使一些亲历过这种场面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难以忘怀。
尽管宋氏姊妹的感情得到了回升,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宋庆龄对蒋介石的看法。有一次,宋氏姊妹的胞弟宋子良、宋子安到达重庆,蒋介石想为两个小舅子接风,建议宋美龄邀请大姊和二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知道二姊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好感,就说:“让我先问问阿姊再说。”随后,宋美龄马上打电话给宋庆龄,再三强调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家庭私宴。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依然婉拒了。这样,一次由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在宋庆龄的回绝下告吹了。宋庆龄的反感、冷淡,尤其是政治活动上的处处作梗,使得蒋介石对宋庆龄由恼怒发展到憎恨。在他的暗示下,特务们对宋庆龄采取的恫吓和威胁也逐步升级。对此,宋庆龄毫无惧色,依然在公共场所露面。但宋美龄却担心了,她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宋子文听到妹妹的声音既高,语气又严厉,马上就把这话转告了戴笠。这一下挤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的军统局反而成了难人。不干吧,怕有负老蒋;干吧,又怕“夫人不答应”,更何况“夫人”也是“不好惹的”,真的“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对此,戴笠也伤透了脑筋。以后,凡是牵涉到宋庆龄的事,特务们就一直有所畏惧,不敢胡来。就这样,在蒋介石这面“墙”的分界下,宋氏姊妹一边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活圈子里生活,一边又不顾政治藩篱的束缚,始终保持着亲密的骨肉深情,直到蒋家王朝逃到台湾,才云水相阻,天各一方,姊味间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弹指三十年过去了。1975年蒋介石死后不久,宋美龄阔别了染指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去了美国。1981年宋庆龄重病期间,嘱托童小鹏同志,请友人向她在海外的亲友问好。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及时地向宋美龄转达了她二姊病危的消息。面对着这一切变化,照理说宋氏姊妹重叙骨肉情该是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宋美龄仍没有勇气跨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多少年的离愁别绪,她不心酸,也不哀伤吗?长期孤寂地寄居在美国的宋美龄,看着自己的二姊安睡在亲爱的父母身边,遥望着绿草如茵,阳光和煦的宋氏墓地,那种“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故土情,那种千丝万缕的姊妹情,难道还能使她的心境始终平如秋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