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名人家风小故事

1、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2、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3、总统教子自立
曾任过美国总统的里根，不仅有名望而且富有。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子女自立，绝不让他们依赖父母。儿子失业后，一边寻找工作，一边靠领取救济金度日。
4、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32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内容如下：

1. 贝克汉姆：从“赌局”中领悟父亲的良苦用心，有谁统计过，贝克汉姆在球场上到底吸引过多少人的目光？每当这位世界顶级球星的身影出现在球场，无数的尖叫声立刻响遍全场，相机快门也闪个不停。小贝从3岁就开始踢球，尽管那时还是“玩”球于“练”球，但父亲一直苦心培训他，顽皮的他渐渐奠定了对足球事业的热爱。上小学时，小贝跟父亲之间甚至还约定了一个常规“赌局”：如果小贝能站在禁区边不助跑射门，每次把球踢中门柱，就能从父亲那儿赚到50个便士。总是赢到零花钱的小贝很开心，直到长大成人后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2. 莫扎特：一个天资聪慧的神童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3. 卡莉·菲奥里纳：从母亲那里受益匪浅　　惠普前任女掌门卡莉。菲奥里纳曾是男性主导的硅谷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精明强干、坚忍不拔的卡莉曾两度荣登《财富》“最有权威的女企业家”榜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卡莉从小就受母亲影响，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坚强、博学和热爱生活，并受益一生。　　卡莉出生于美国得州一个带有欧洲血统的家庭。父亲是联邦法院的法官，母亲则是一位艺术家。在童年的卡莉心中，母亲一直是她最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63崇敬的人。母亲热爱生活，教卡莉做人的道理，使卡莉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卡莉童年时代随父母游历了不少国家，不仅开拓了眼界，更培养了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对她成为一个有勇气、有魄力、自信并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无影响。
   

名人家风家训家教小故事

1、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2、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3、总统教子自立

曾任过美国总统的里根，不仅有名望而且富有。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子女自立，绝不让他们7a64e59b9ee7ad94337依赖父母。儿子失业后，一边寻找工作，一边靠领取救济金度日。

4、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5、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6、梁启超全方位爱子女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7、梁济对梁漱溟“信任且放任”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8、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9、丰子恺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将门家风——老将军钟期光家里的小故事

赖仁琼

　　11月8日，解放军报刊出全军“敬老好儿女金榜奖”获奖名单，钟期光上将的女儿钟德宁榜上有名。消息在干休所传开，有人赞许地说：“钟家的孩子虽出身将门，但却没有骄娇二气。”

　　第一任老师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钟期光今年82岁。“文革”期间，因受迫害患脑血管病，留下了半身不遂后遗症。谈及子女教育，坐在轮椅上的将军告诉我：“孩子幼小时，我工作忙，顾不上，主要是他们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66的妈妈管，受党和学校的教育深。”

　　将军夫人凌奔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她对子女在学习、生活、品质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并且在家中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钟德宁回忆说，小时候，父母常教育他们生活上不搞特殊。学生时代，他们兜里没有装过零花钱。学校组织游园活动，家里只给准备馒头夹咸菜。德宁至今还记得，四哥高中毕业时，全班去香山公园聚会告别，妈妈只给了四哥三角钱，其中两角钱买来回车票，一角钱买门票。家里三个女孩上中学时已经十五六岁，穿的衣服都是几个哥哥的旧衣改制的，有的还打了补丁。有一段时间，中午在家吃饭的人少，妈妈便不让炒菜，自己随便吃点小菜泡饭。萝卜干、雪里蕻是她家的两大主菜。到晚上大家都回家了才炒几样普通菜。妈妈的一件毛衣穿了几十年，早已破得不成样子，但她就是不买新的，一直穿到大前年去世。现在，德宁兄妹看见这件毛衣就流泪。钟德宁噙着泪花说：“妈妈帮助别人从来都是慷慨大方的。她先后买过5件毛衣送给工作人员。”

　　《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1日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此话不假。家庭教育确实是人生重要的一课。钟德宁兄妹正是从小在父母热爱党和人民、公正、朴实等高尚品德的影响下，慢慢养成了节俭、勤奋的好作风。这些年，兄弟姐妹有的立功受奖，有的业余时间搞发明获得了专利，还有的被单位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这与将军夫妇的“家规家法”是有直接关系的。

　　“孩子的路由孩子自己走”

　　不让孩子依赖父母，是钟老将军家的一条不成文“家规”。子女在升学、就业、入党、提干等人生重要关头，将军夫妇从不违反组织原则为子女谋私。将军在部队做了一辈子思想政治工作，以坚持原则、模范遵守纪律赢得部下的普遍敬重。这几年，社会上有些人利用权势搞不正之风、安插亲信和子女等等，将军对此特别反感。每闻这类丑事，他都要气愤地大骂一句：“不要脸！”将军说：“现在看来，这种干部最坏，他们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当年，将军的七个子女除钟德宁在北京工作外，其余的都按规定插队下乡、参军入伍，有的到北大荒落户。后来，远在各地的兄妹或复员或考大学才陆续回到身边，都就职于普通工作岗位，无一依靠过长辈权势。钟德宁说，在南京的三哥和毕业于海军工程学院的四哥今年转业，都是依靠组织或自己联系工作。三哥三嫂至今两地分居尚未调到一起。

　　要论“关系”，老将军上上下下、军内军外的“关系”还真不少。他，是新四军的老人，在华东地区就不用说了，建国后，不少老战友、老部下在工作上、生活上遇到困难，都曾得到过将军的热心帮助。他对一些无职无权的老部下尤为关切，连治病、买药等事，他和夫人都尽力操办。“文革”期间，将军被隔离、批斗，夫人凌奔得知过去的老战友、华东几位省市负责人的子女因受父母株连而无家可归时，不顾自身患病，冒着风险，毅然收留了五六个“黑帮子女”，用母爱来温暖这些东躲西藏、惊魂未定的孩子。

　　然而，违反组织原则的事将军从来不做。德宁兄妹也都严格遵守“家规”，尽管他们因缺少父亲的“招呼”、“庇护”而升迁慢、调动难，但将军对此却无怨无悔。他说：“我历来主张，孩子的路由孩子自己走。只要孩子们不搞歪门邪道，就比什么都好。”

　　从50年代到80年代，环境在变，条件在变，人们的许多观念也在改变。然而，将军的“家规家法”却没有变。德宁兄妹不管是在京自立门户还是远居外地，都自觉以此来约束自己和自己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