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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老子的详细故事：
第一次问礼的时间是鲁昭公七年(前535)，地点在巷党(鲁地名)。
第二次是在前526年，地点在周朝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
第三次是老子免官归乡后，地点在老子家乡鹿邑。
第四次时间在公元前500年，老子避乱居沛期间(今江苏沛县沛泽)。
每一次孔子向老子请教学习的内容都不一样。
第一次是鲁昭公七年。因周王室内部矛盾，老子受到陷害，被免去守藏史之职后，游历各国。他游历到鲁国，正好他的一位住在鲁国巷党的友人去世了，人们知道老子是一位精通周礼的人，就请他去帮忙安排丧事。出葬那一天。年仅十七岁的孔子也去了。少年孔子十分好学，特别爱钻研周礼，儿童时代常常和小朋友们一起模仿大人们的祭祀活动。每逢祭祀活动，孔子总要赶去学习，不懂就问。十七岁时，孔子母亲去世了，孔子挑起了生活重担。他有时担任丧祝，即帮助办理丧事。这次孔子也被邀助丧，对于老子，他当然只能算是后生了。这一天出葬队伍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遇到日食。老子叫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右站立，停止哭泣，等日食过后再走。正在前面引导灵柩的孔子很不理解，但面对精通周礼的老子，他只能照吩咐去做。送葬归来，孔子向老子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孔子认为中途止柩是不合周礼，而且日食究竟要多长时间过去，不知道，等得太久，死者不安，还是继续前进为好。老子便向孔子解释道：“诸侯国王朝见天子，都是日出上路，日落前就休息并祭奠车上的祖先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见日出才赶路，日落即休息。送葬也一样，不在日出之前出殡。夜晚看到星星出来而赶路的，只有罪以及回家奔父母之丧的人。日食的时候，(天很黑，如同夜晚)对于懂礼仪的君子来说，是不应该把别人刚去世的亲人置于这样一种星夜出奔的不吉利的境地之中的。所以出葬时如遇日食，应当停下来，等日食过后再走。”
孔子第二次问礼的情况是这样的：鲁昭公十二年(前530)，陷害老子的那个大臣被杀，老子重回到了守藏史位上。公元前526年，孑L子已二十五岁，不仅学识大为长进，懂礼守礼，而且风度翩翩，鲁国已有不少少年来拜他为师。孑乙子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平素虽然注意学习周礼，但对于周礼的知识自己所知还是不够系统，尤其是关于周礼的理论原则，自己所知道的还很浅，这样教育人家的孩子，不会误人子弟吗?他想起自己曾随其助葬的老子，那次短暂的关于葬礼的回答留给孔子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可惜当时自己只有十七岁，没有能够多请教。老子现在已回到周王城，都城洛邑(今洛阳)中有宗庙，还有丰富的典籍，正是学习与实践周礼的最理想的地方，于是，他决定和南宫敬叔一起到周王都洛邑去学习周礼。南宫敬叔很高兴，他向鲁国国君提出与孔子一起到周王都去学习周礼的要求。鲁昭公对他们这种求知精神十分赞赏，考虑到他们家庭的经济都比较清贫，就赏给他们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童仆，算是对他们求学的帮助。
孔子和南宫敬叔来到周朝王都，老子听说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34孔丘来访，眼前立即浮现出几年前在鲁国巷党助葬时向自己提出问题的诚恳好学的少年形象，便十分高兴地迎出门去，把孔子接进客堂。这一次，孔子提出的问题仍集中于丧礼方面。
孔丘问：“在什么情况下，各宗庙之神主需要请出呢?”
老子回答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太祝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到太祖庙里，这样做是表示列祖为国丧而聚会，这是礼规定的。等到安葬好，哭毕，丧事办完之后，又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回各自的庙里。”老子特别强调说：“凡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有仪仗队，不准闲人窜动。”
孔丘又问：“大夫家中八到十一岁的孩子死了，能用衣棺吗?”
老子答道：“从前八至十一岁的小孩死了，葬于园，不葬于墓，不用衣棺。”即葬于田地里，不能葬于祖坟里，也不能用棺材(我国现在农村依然如此，可见孔子思想影响之深远和巨大)。
孔丘又问：“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在战 事进行中父母去世，是停战服丧呢还是继续打仗呢?”老子回答说：“子女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按礼说，是不能打仗的。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贪图便利而不认真服三年之丧。”
在周王朝做图书管理员工作已达三十年之久的老子，熟睹了官场的腐败，开始对周礼的实质有所认识，他仿佛看到在文质彬彬、温情脉脉的礼仪纱幕后面隐藏着丑恶阴险和狡诈；周礼成了某些人谋取漂亮名声和官爵利禄的手段。眼前这位二十多岁的孔丘如饥似渴地来学
习关于周礼的知识，从他眼神、举止动作和气质上看，都隐约可看出一种骄矜之意和急于从政的劲头。对这个青年，不可深谈，但也要适当敲一敲他。当孔丘满意地向他告辞时，老子一边送孔丘出门，一边诚恳地对孔丘说：“我听说富贵的人赠送给别人钱财，有优良品德的仁人送给别人以良言。我没有钱财，只是勉强被人加了一个仁人的称号，我就送给你几句忠言吧!一个人自以为聪明，好议论别人的长短，以为自己的认识深刻，这种人也就接近于
死亡了。真正聪明的人是不多言不善辩的，因为他懂得多言多败的道理。一个人自以为知识渊博，懂得一切，总是喜爱揭露别人的隐私或错事，这种人已经身处危境了。真正聪明的人无知无识得好像愚笨无比，因为他懂得多事多患的道理。真正有钱财的商人总是把财富深藏起来而给人以穷困的表象。真正有道德的君子也总是看起来像是傻瓜。希望你去掉身上的骄气与过多的功名欲以及爱自我表现的毛病。”
老子的良言教诲，确实深深印人孑L丘心中。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总是那样谦虚谨慎，不固执己见。回到鲁国后，闻风而来投师的人比以前更多了。
孔子第三次造访是在老子第二次免官回到家乡后，此时孔子40岁，老子60岁。
老子重回周朝国都任守藏史没几年，周王室内部又发生内讧。周景王死后，王子朝继承王位，可都城百姓不喜欢他，立了王子猛为王。两派之间打了好几年，王子朝
战败，掠走大批典籍逃到了楚国。老子蒙受了失职之责，再一次丢了官职，只得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家乡。
孔子自洛邑访学问礼于老子之后，学识大进，气质更为淳和，作风更加朴实，鲁国一带来拜他为师的人更多了。他不满足于取得的成就，不断到各地访问学习。
一天，子路对老师孔子说：“我听说周王室的守藏史老子这个人被免职回到老家居住。老师要把书籍典册藏于周王室，不妨试试借助于他。”
“好主意。”孔子赞许地说。
于是，孔子带着子路等学生以及准备藏于周王室的书册来到了苦县，他们见到老子，说明来意，请老子推荐。出乎孔子的意外，老子拒绝了。老子之所以拒绝推荐，不仅是因为周王室藏书已名存实亡，王室内乱，藏书于玉室无异于飞蛾投火，而且更因为有了新的价值观念的老子，对孔子所热心搜求整理的书册已经视为草芥了。但孔子不了解老子的新的精神境界，依然把他看作是熟悉周礼文化的学者。所以他引述六经，想以六经中的理论及六经的价值来说服老子。
老子不便阻止孔子的申述，只得打断他的话，说：“你的话太冗长了，希望你讲讲要点。”
孔子马上回答说：“六经的根本在于仁义。我就是以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
老子微微一笑，问道：“仁义是人的本性吗?”
孔子答道：“是的!君子不仁便不成其为君子，不义便不能生存。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
老子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呢?”
孔子回答说：“心中正而无邪，愿物和乐而无怨，泛爱众人而不偏，利于万民而无私，这就是仁义的大概。”
老子摇摇头缓慢地说：“噫!你后面说的这些话真是危险得很哪!现在讲泛爱众，不是太迂腐了吗?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实际生活，都明白地证实了所有讲无私的，恰恰都是为了实现自私。”
孔子这次访问老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和老子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老子富于辩证精神的思想却无声而深深地溶进了孔子的内心深处。
孔子第四次问礼于老子时孔子5l岁，老子71岁。
从公元前551年起，吴楚之间战争不断，吴军打到了鹿邑附近，战火不时骚扰着正罢老子。在弟子和家人的劝说下，老子来到了沛地(今江苏沛县)避乱隐居。
老子与周礼决裂，开始走向探索新的治世方法，再进而探索宇宙本源，形成道法自然，以无为本，有无统一的天道观。就在这一时期，在鲁国的孔子仍为苦苦探索天道不得而苦恼。当他听说老子隐居沛地，经过探索已获得天道的消息后，便决定再一次访问老子。他带了学生向南一直来到沛地老子隐居之所。 、
老子见到孔子，便说：“你来啦!我听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北方的贤者，你也已经懂得了天道吗?”
孔子回答：“还没有懂得天道。”
老子问：“你是怎样寻求天道的呢?”
孔子说：“我从制度名数来寻求，五年还没有得到。”
老子问：“你又怎样去寻求呢?”
孔子说：“我从阴阳的变化中来寻求，还没有得到。”
老子说：“是的。阴阳之道是目不可见、耳不可闻、言不可传，是通常的智慧所不能把握的。因此所谓得道，只能是体道，如果试图像认识有形、有声之物一样去认识道，用耳朵去听，那是听不到的，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到的，用言语去表达，也是没有恰当名词可以表达的，确实是不会得道的。你说你寻求了十二年而不得，那是当然的。如果道是可以奉献的，那么人们就没有不把它奉献给君王的；如果道是可以进贡的，那么子女就没有不把它进贡给父母的；如果道可以告诉别人，人们就没有不告诉兄弟的；如果道可以给予他人，人们就没有不给予子孙的。然而这些只是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就是道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言，不可赠送。你努力寻求道，关键在于内心的觉悟。心中不自悟则不能保留住道；心自悟到道，还需与外界环境相证。如果得不到印证，道就不会畅通无阻。所以，当有了内心的领悟但还不能被外人理解接受时，圣人便不以道告诉于人。如果一个人仅仅从外界获得关于道的认识，但心中没有真正领悟时，圣人便不会教诲他。名，是天下公用的工具，但不是大道，不可以多取。你所宣讲的仁义也只是先王使用过的旅舍，也只供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居留一宿，而不是可以长久居住的。大道是没有形迹的，一个人的形迹太昭著，不懂得和其光、同其尘
的大道，一定会遭到很多责难。”
从老子处回到客栈，孔子心中一直在琢磨老子所说的大道，但总觉得恍恍惚惚。整整三天，他一言不发。弟子们问他：“老师见到老子有什么规谏呢?”
孔子回答说：“鸟，我知道他们善飞；鱼，我知道他们善游；兽，我知道他们善奔走。对于善奔走的野兽，可以用网缚捉；对于善游的鱼，可以用钩去钓取；对于善飞的鸟，可以用箭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上九天的。老子所讲的道，就像是龙，合起来成一体，散开来成云彩，乘驾云气而翱翔于阴阳之间。我听了这些道理，还觉得恍
惚，怎么能去规谏老子呢!”
孔子的学生子贡这时才二十岁，听老师如此形容老子的道，心中很不服气，便主动上前说：“人当中居然有安居不动而精神如腾龙见于天，缄默不语而感人之深犹如雷鸣，一旦发动起来如同天地之运的吗?我可以去看看他吗?”子贡对自己所佩服的老师孔子如此尊重和抬高老子很不服气，便想去和老子理论理论。
得到老师的允许后，子贡便以孔丘的名义去拜见老子。老子正在堂中静坐，见子贡气昂昂地来了，便低声说：“我已老迈了，你来，对我有什么指教吗?”
子贡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固然不同，但同样都在历史上留下名声。听说先生您认为他们不是圣人，不肯顺从，所以我说他们治天下的方法不同。
老子说：“年轻人，你再往前来一些，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情况。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淳一；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竞争；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多变。我告诉你三
皇五帝治理天下，虽说是治理，但实际上弊乱可大了。三皇依仗他们的心智，上而不见日月的光明，下而违反了山川的精华，中而破坏四时的运行。由此可见，他们的心智毒如蝎子的尾端，连微小的动物，都得不到安定性命之情，却还自以为是圣人，不是可耻吗，他们是很无耻啊!
老子这一番猛烈抨击奴隶制度的话，是子贡从来未闻的，听得他惊慌失措，浑身发抖，站都站不稳，只得连拜而辞。
老子与孔子，一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他所开创的道论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一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教育理论至今仍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他们都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 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又是同时代的人，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至今仍被广为流传。然而大家更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老子与孔子的境界区别在哪里？
一、山高水长——孔子与老子的共同之处
作为中 国古代最著名的先哲，老子和孔子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观点对人类社会发展都具有意义深远的广泛影响，所谓山高水长，其名不朽。就传世的经典来看，二人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简列于下：
其一，都是有大胸怀大智慧的人，都努力于道而不拘一端。故老子说：“吾道大似不肖，若肖，其细也夫”，而孔子则说“君子不器”。
其二，都是心怀天下的人，都以天下为已任，都对人和社会的动变规律e68a84e8a2ad7a64332作过深刻的阐述和分析，不论其出发点和解决方式 有什么不同，但殊途同归，那就是主张“和”——和谐相处之道。故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尘”，孔子则云“和而不同”。
其三，都对时间有很深的觉悟，对时间规律作过探讨。老子云：“天长地久”、“动善时”、“道乃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不道早已”、“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而孔子也有诸说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使民以时”、“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时，不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日月逝矣吾何之”、“日月逝矣，岁不与我”。
其四，都讲求诚信，主张实事求是而为，反对虚伪不实。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客而为主”、“为无为则无不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孔子也有言：“诚哉是言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克己复礼”、“义以为上，义以为质”。
其五，都以为，当人违背了道、德规律时，就一定会遭到失败并承受惩罚。老子云：“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身殃”、“不道早已”；而孔子云：“获罪于天，不可祷也”。
其六，都有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则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其七，都很注重节俭，反对奢侈祸乱。老子云：“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孔子也以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固孙也，宁固”。
其八，都反对盲动妄为。老子云：“勇于敢则杀”；孔子则云：“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铰”。
其九，都以为人应顺天应时，不可恃己妄为。老子云：“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其十，都认为人的觉悟有迟有速，人的认识有深 有浅，人的思想境界是存在差别的。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闻道”；而孔子亦云：“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 上知与下愚不移也”。
二、似是而非——孔子与老子的疑似共同之处
从一些传世经典的记载来看，孔子与老子思想言行似乎还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若是细加分析，却发现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知行始点有根本的不同，今一一列举如下：
其一，孔子与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式貌似相同，但其理论本质决然不同。关于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式，见《道德经》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而孔子的理想社会，在《论语·先进》中记载有曾点对他理想社会情境的描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当时孔子脱 口赞道：“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 认同曾点的理想社会模式呢？因为那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同治世情境！其时天下太平，人民各安其业，君子无事无所事，社会物质极度丰富，社会道德高度普及，那些心忧天下的君 子们至此可以完全放心了，于是都尽情游乐，自由 自在地享受生活。
孔子对于“无为而治的”大同治世是极其向往的，他以为那是一种已经消失了的遥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在《论语·卫灵公》中他羡慕大舜说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以为，他的理想社会模式与老子的无为治世是一样的，其实不然。首先是前提不同。老子以为，人类达到理想社会的前提是人人自由自在而不再被人为地分别、区划，人人平等，互不干 涉，没有阶级 ，没有压迫和剥削，王者是为人服务的，其道像水，总是处在人民之下；而孔子以为，人类达到理想社会的前提是“苟志于仁矣，无恶 也”（《论语·里仁》），是“去恶殆尽”的纯粹社会。
在那个社会里人虽然有阶级划分，但在上的仁义，在下的自甘于下而不反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分、各认其命。在上以治人为美 ，在下以忠于人为美，王者高高至上，位于人民的头顶，有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民在下不可犯王，并甘心做奴，努力为忠，希图侥幸以获得王者的恩赐。其次，达到理想社会模式的方法步骤也不同。孔子“去恶”的办法不像老子的“常善救人，不善弃人”，也不是“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更不是能“处众人之所恶”、“受国之垢”，而是主张“攻其恶”（《论语·颜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进且又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因为孔子对于恶深 恶痛绝，“见人之不善如探汤”、“恶紫之夺朱也”（《论语·卫灵公》）。
对此，孔子是绝不能容忍的，故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众恶之必察焉”，必除之而后快。孔子除恶有两种办法，一是行使教化化恶为善，一是像杀少正卯一样杀而绝之。如此行文用武，把天下的“不仁不善”、“恶”都去净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只剩下了一类被标榜为‘仁善’君子的纯粹的人，这些人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等级社会模式和谐相处，劳心者“好礼”、“富而无骄”（《论语·学而》），治人以“仁”，所谓“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学而》）。劳力者自甘认命，‘君子固穷’（《论语·卫妖精公》），自甘“贫而乐”受制于人而且不反抗，自甘“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奴颜卑骨地忠奉统治阶级，“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孝经·事君》），做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绝不“犯上”、“作乱”，这样社会就稳固了，世界就太平了。
其实，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孔子这套理论，他的大同理想社会模式 是建立在天下人各安天命、各安其分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环境基础上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理想假设状态，是王者永远为王者、下民永远为下民……王者永远绝对控制下民、下民永远甘心为下民的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更多的学者以为这不过是孔子为了说服王者以获得施政权力的一种说辞。
其二，在世人眼中孔子和老子都是以有道德的仁者形象而被称为圣人的，但其对“道、德、仁”的定义却绝不相同。老子的道德是无限广大而无不周被的、普及于一切而没有限定标准的，它大象无形、境界包容，故而云“道大”、“可道，非常道”、“道大似不肖”、“道隐无名”、“明道若昧”、“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老子慈济利生，“常善救人，不善弃人”，在他的境界里没有因为人为的分别区划而被抛弃的人，甚至于对反逆他、怨恨他的人，老子也不放弃，提出了“报怨以德”。
而孔子呢，他的道德仁义正是老子所谓“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那是有取舍、有限制、有标准的道德仁义，其概念和内涵非常具体形象，可方可圆，可规可矩，可道可说，可访可学，可依可恃 。故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然后孔子以他的“仁”为尺度和标准去衡量人的长短、分别人的 善恶 ，继而裁定其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有道还是无道，是可取还是该舍。甚至于连“儒”他也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即便已经成了君子，也有“得仁”与“不得仁”之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因而所谓“唯仁，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然后再根据这些裁判来决定对其人的态度，“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认为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对于不善应以教化为主，“有不善，则以忠化之”。对于“德不修……不着不能改”, 孔子又是深深担忧的，他说：“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孔子是绝对不容忍不仁之人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愤然作色道：“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论语·八佾》），主张“不仁者不可以久处”！对于符合“仁”标准的人少之又少的局面，他发出了“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叹。老子赞美王道有怀柔天下之德，不论垢净善恶皆谦怀纳之，并提出“受国之垢”和“大国者下流”之王天下法；孔子却提出了相反意见——“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孔子崇拜高山，其深心是追求高高在上为人仰止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和感觉，不是万不得已，不会放弃他志士仁仁的“素王”理念。对于被划作“不善”、“不仁”和“恶”的人，孔子去之是绝不手软的，坚持“报怨以直”。所以一旦孔子获得了君王借给他的权力，对待被他认作小人和政敌的人，他会能说服则说服，不能说服就坚决像杀少正卯一样杀而绝之。而且他不只是杀活着的人，甚至于对死了的历史人物，他也要按照自己的标准“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再杀一遍，对他们——进行“善、恶”分明的生杀裁判，进行处心积虑的“口诛笔伐”……孔子的这些极端深心作为和老子的利济慈怀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其三，孔子与老子者很喜欢水，都以为水的性质具备道的特点，但二人对水的品德评价和价值取向却存在理解上的截然不同，老子看重的是水的柔弱谦让——道，孔子看重的却是水的不屈不让——术。老子赞美水，主要赞美水的柔弱不争之道，故而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经78），又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经8）。正因为水的这些柔弱不争的特点，所以才得以能怀纳百川，吞没坚强莫不能胜，“江海……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经66）他还用“川谷之于江海”（经32）来比喻大道，又用水的广泛无涯无边无际“汜兮”（经34）——来形容大道。
老子以为水的成功在于它的柔弱、无为、不争而完全顺应自然，其价值就在于其善于谦让、为下，其成功是其顺应自然的必然结果。孔子赞美水，主要是赞美水的不屈不挠，以为水代表攻取胜战的智术，故而云：“智者乐水”。正因如此，孔子见水就喜，大赞不已，常常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他认为水是有个性的，既有不怕危难敢于赴险的勇气，也有不屈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更有见恶不让并有与之智斗的战术。《苟子·宥坐》引孔子论水云：“夫水者，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我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不可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人，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也！”在孔子看来，水最终是成功的，水的成功是其奋斗不息的结果，至于它的似德、似仁、似义、似智、似勇、似察、似包容、似善化、似公正、似有度、似有意志，皆不过是水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可资之术。
其四，孔子和老子都谦虚好学，但二人的学习目的却有根本的不同。老子在乎道，孔子在乎术；老子的学习目的是实现“无不为”，是王道。孔子是为，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有奴性。老子信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笃信好学，死守善道“（《论语·泰伯》），他刻苦学习，只是为了入仁于人，以便能有资格为王侯所用，从而获得权力，借王侯之权来行使自己的治道，所谓闻其政而求之、得之”（《论语·学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然而孔子一生游历诸侯，却没有哪个王侯真正放心把权力借给他，所以孔子很悲哀，不得已才退而著书，教授弟子。但孔子更悲哀的地方还在于他从不把自己不被重用的根本原因归过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的保守思想，而是自始至终对王侯们抱有幻想，甚至可笑地把自己不被重用的原因归罪 于自己才能不行，常说：“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又常说：“不患人之不知己，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当孔子见到王侯们用才能不如他的人时，深感痛恨：“恶紫之夺朱也”。
最后，孔子周游列国，竟无所遇，对仕途彻底失望了之后，才发出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的无奈叹息，并开始根据自己的标准来怀疑和评判博得他们的欢心、侥幸获得他们君授的权力还是作了彻底的研究，提出了“忠、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很多忠君思想的奴化标准，也就是后人所讥的“外主内奴”之道，而这又几乎是后世统治者之所以推广儒家的主要原因。千古以来，这也几乎成了进入上流社会必需的面具，因为没有这张虚伪的面具，就无法从王侯手里获得权力，而没有权力，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和追求。于是人人学伪，上下阳奉阴违，王侯以权力诱人，下人以奴性骗得权力，其流毒贻害也久远矣。
三、泾渭分明——孔子与老子截然不同
关于孔子与老子的处世之道和思想境界的差异之处，历来见于史册的记载可谓多矣，今简列于下：
其一，从哲学角度去看，老子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宇宙认知体系，并已经形成了先进辩证法思想和完整的辩证理论系统，而孔子在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是空白的，在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面是贫乏和阙如的。在这些根本的哲学领域，老子哲学思维的丰富性与孔子哲学的欠缺性，的确相形悬殊，二者是无从比较的。
其二，老子主张按照人的客观自然属性来建立人类社会，孔子主张按照人的主观法定模式来建立人类社会。老子是用客观的平等的眼光看待人、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在老子的世界里人类理想社会应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所有的人物都应是自由平等的，都是不被分割、压迫和干涉的，王者的位置在天下人之下，是“以百姓心为心”而为天下人服务的，可比于天下人的公仆，王者“以身为天下”，大公无私，处底不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不居，怀柔持弱，不分别取舍人，天下人也淳淳闷闷，不逞已智，各顺其自然性，自主自在，大家和谐共处，安居乐业，各享天年。而在孔子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王者至极的金字塔形阶级制度基础上的，有法可依，有道德标准可用。人被上下善恶分别取舍成若干种，人人不平等；王者和“贤能”治理天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王者爱人并制定法律、分别善恶、剖判罪否，众“贤能”忠心不二，仁义礼智信，维护王统，对于合乎其自定标准者，生之纳之，对于不合乎其自定标准者，能教化则教化之、不能教化则除之，杀之，以绝其类；而天下人则人人是顺民，人人认命，自甘固穷，不犯上不作乱，温良恭俭让，都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谐 相处。王者高高在上，看民如泰山之小天下；天下人层层在下，视王如众星乙拱北辰。孔子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大家最好各守其分一成不变，设若哪里出了问题，就进行改良，但原则是不能革命，其底线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主子永远是主子，奴才永远是奴才。
其三,春秋以前的时代中国无私学，国家的学术传承掌握在王侯贵族们的手中，平常人无由一窥其门径。老子作为为周室守藏之史，代表着当时天下主流学术的最高水平，更是掌握着当时天下古今图版典籍的几乎全部资源。他久隐其中，刻苦钻研，精思广学，故而其知识渊博，学贯古今，是当时古今学术之集大成者。又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只能深居王城天府藏宫，除了成周天子和王室人员，并不是人人可以见到他的，没有王的恩准，一般人甚至于王公贵族、各国诸侯子男、天下士族名流，也绝无可能跟他探讨学术、随他入藏读书。
孔子幼年丧父，随母生活，饱经贫贱困苦，并从事过种种贱役，生活极其贫苦且备受歧视。故后来孔子回忆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直到其母死后才知父亲是谁，才把父母合葬在防山。当他知道父亲是谁，曾经穿着素服到鲁国的贵族季氏家赴宴，却被人家无情地拒绝了。因为那时孔子的身份连“士”都不是，故而当时阳货对他说：“季氏享士，非敢享子！”……由孔子的这些经历来看，他连士族都不是，是无法接受到正统教育的。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学习环境之恶劣，也就理解了为何他直到十五岁才有志于学。
但孔子是勤奋的，他最终还是靠他的努力成了鲁国的学者，并且在南宫敬叔的帮助下获得鲁昭公的支持，得以到王城拜访他久已仰慕不已的大学者老子。后来孔子发出了“有教无类”慷慨大志，与他这些经历是分不开的。于是在他晚年，那些天下贫苦贱隶阶层及无资格受到国家教育的人纷纷拜入其门下，于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了大教育家，开了春秋时代中国私家教育的先河，而他也就成了当时天下非主流文化学者的代表。然他在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知识资源，无论从其深度广度，却都是无法和老子相提并论的。
孔子e799bee5baa6e4b893e5b19e336学生中有两个贵族子弟：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这两人的地位非常特殊，是鲁国最有名也最有权势的三大家族（三桓）中孟孙氏家族的两个同胞兄弟。
他们之所以拜于孔子门下，还要从他们的父亲孟僖子说起。鲁昭公七年，楚灵王造章华台落成，想请各国诸侯参加典礼。鲁昭公就去了，同时带了大夫孟僖子负责外交礼仪。可偏偏孟僖子不懂礼仪。途经郑国，郑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鲁昭公时，孟僖子竟不知如何答礼。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孟僖子又不知如何应对。在楚国，甚至遭到对方戏弄。
要知道，鲁国的始封君是周公，周公是周礼的制订者。鲁昭公、孟僖子这一趟外交之旅，简直就是转着圈子丢老祖宗的人。好在孟僖子还有羞耻心，回国以后，下决心研究礼仪，向懂礼的人学习。谁懂礼，他就向谁学习。临终之际，他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说：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南宫敬叔）与何忌（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
于是，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这一年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这两个小兄弟十三岁。弟兄二人同生于昭公十二年，可能是双胞胎。
孟僖子两个儿子的到来，还给孔子带来了一次很好的问学机会。
一车两马
孔子曾经到宋国去学习殷商之礼，曾经到郑国向子产学习，入鲁国的太庙做助祭，也能做到“每事问”。他在鲁国学的主要是周礼，但是周礼的大本营，首善之地，毕竟是在周王朝的国都啊！此时的周王朝国都在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附近。而且在那里，还有一个高人，谁呢？老子。
孔子早就想到洛邑向老子求教，可是距离太远，没有人赞助，他自己不能步行前去。现在有贵族来做弟子了，机会也就来了。他就跟南宫敬叔说:“我想访问周，向老子请教，你能不能够跟国君说一说，让他支持一下？”南宫敬叔找到了鲁昭公，把孔子的意愿说了。鲁昭公当即决定给他一辆马车，两匹马，还给他派了一个人，除了一路上照顾孔子之外，兼做保镖，以确保出行安全。孔子另外还带了一个人，《史记》说带的就是南宫敬叔。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南宫敬叔当时才十三岁，不大可能，应该是另外一个学生。就这样，三个人出发到洛邑去了。
鲁昭公对孔子的确非常好，他在孔子人生的两个最关键的时刻，都帮了孔子。孔子二十岁生了儿子的时候，鲁昭公给他送了一条鲤鱼。现在，又给他支持，让他去周问道于老子。
鲁昭公的这两次相助，都是在孔子特别需要的时候，而且都有象征意味：
“一条鲤鱼”，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身份、地位的肯定。由此奠定了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并为他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搭起了上升的阶梯。
“一乘车、两匹马、一竖子”，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创办的私学的肯定、承认和支持。孔子所办，虽为私学，却获得了公家的首肯。
更重要的是，孔子得到老子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高人指点，对于他这么一个三十而立、雄心勃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鲁昭公实际上是一个很软弱的国君，他后来还被“三桓”赶出国，流亡在外七年，最后客死他邦。但死后被谥为昭。昭的意思就是明白人。我们看他帮助孔子，说明他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很明白的。鲁昭公被“三桓”掣肘，实在是他人生的悲剧。而孔子对鲁昭公，一直心存感激。
把智慧藏起来
孔子到了周，见到了老子，向他学礼。
据说，孔子见老子，向他求教，大概是孔子先侃侃而谈，向老子展示了一下自己对于历史文化的见解。老子说:“你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是他们的言论还在罢了。君子如果时运好，得到明君的帮助，就可以出来做官，做一番事业；可是如果时运不济，没有明君，那就不妨随波逐流，一切听之于命运。”
这是老子对孔子讲的第一句话。
这话对三十四岁的孔子而言，不啻是醍醐灌顶，又如同当头棒喝。此前的孔子，以孤贫之身锐意进取，不折不挠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行。老子这样的话，一定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
老子提醒他：知道进，还要学会退；知道勇，还要学会怯；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
孔子能够有今天，就是靠他那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是到了这个境界，就必须由老子这样的人，来给他讲生活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这种教导，对孔子来说是及时而又非常有益的。从此以后，孔子思想里面，可见诸多老子的痕迹。我们读《论语》，读着读着就会发现老子的影子。
《论语?泰伯》：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宪问》：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
老子接着对孔子说：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藏和愚。什么叫愚？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不就像愚了吗？所以孔子后来对颜回讲过一句话，就是：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韬光养晦，和光同尘。这是老子的道家智慧，孔子也有这种智慧。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跟老子有关。
不过，《老子》中“愚”字共出现三处三次，全是褒义词。《论语》里，“愚”字出现七处九次，基本上都是否定的贬义词，但是唯有一处两次，却是褒义词：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卫国大夫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就聪明；当国家无道的时候，就愚笨。他那聪明，别人赶得上；他那装傻的功夫，别人可就赶不上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聪明，就是愚笨；有一种愚笨，实际上是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聪明——愚不可及。显然，孔子对“愚”字的褒义用法，与老子有关。
最后，老子教导孔子：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傲慢之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戒除自己身上的骄气、傲气，戒除自己身上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欲望太多了不好，志向太大了不好。太骄傲了不好，太傲慢了不好，太锋芒毕露了不好。
句句都是针对孔子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我们可以从中想象到，三十而立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志向远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自信自负……这都是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注定不会有所成就。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也不会成为大才。
一个人，二十来岁时如果不意气风发锐意进取，不会有出息。一个人，到了三十来岁，还只是意气风发而没有理性冷静的头脑，也不会有出息。
后来，孔子骨子里的从容淡定，何尝不是受老子的启发？老子提倡损之又损之道，孔子也一样赞成。
学做减法
有一天，孔子带着弟子到鲁桓公的庙里去参观，看到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倾斜在那里。孔子就问管庙的人:“这是什么？”
管庙的人告诉孔子:“这是宥（yòu）坐之器。”
什么叫宥坐之器？就是国君座位右边放的一个器具。我们都知道有座右铭，其实古代除了座右铭之外还有宥坐器。座右铭是通过文字来对我们进行提醒、告诫，宥坐器是通过这种器物的形象来对我们进行告诫。
当孔子得知这是宥坐之器后，就说:“哦，既然是宥坐之器，那我知道，当它里面没有装水的时候，它是倾斜的；你把水装到一半，装到正中间的时候，它是端正的；装满的时候，它就倾覆了。”
孔子转身对弟子们说:“试验一下，往里面装水。”
当水装到一半时，这个宥坐器果然端端正正地立了起来。
孔子说:“再往里面装。”
水满的时候，宥坐之器果然一下子又倾倒了。
于是，孔子对弟子们说:“小心啊，万物都是这样。一旦自满就一定要倾覆，一旦骄傲就一定要倒台。”
子路说:“老师啊，既然这样，我们如何才能让人生完满，并保持完满而不倾覆呢？”
孔子说:“你记住四句话：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聪明要用愚笨来守；功劳要用谦让来守；勇敢要用畏怯来守；富有要用谦卑来守。
孔子说:“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
什么叫损？损，就是减损。孔子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人生要学会做减法。我们总是想着往我们的人生中填充什么，务求填满，做加法；实际上人生更重要的是做减法。一个完满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是看你有了什么，更多的是看你没有了什么。
一个人有了钱就幸福吗？有了权就幸福吗？这些东西有了未必就幸福。但是，有一些东西没有了，我们就会幸福。这东西就是浮躁、焦虑、贪欲、嗔怪，蝇头小利的竞争之念，种种庸俗人生的得失之忧。这些东西没有了，心里面达到一种平静，那可能真是幸福。所以我们说人生要学会做减法，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这是道家告诉我们的，是老子告诉我们的，同时，也是孔子告诉我们的。
孔子性格中的弹性，与世周旋，何尝没有老子的影响？孟子至刚，庄子至柔，唯孔子至刚而至柔。其刚，乃自身气质；其柔，老子有以教之。
优秀更危险
孔子要回鲁国了，临走之前向老子辞别，老子给孔子送行，说:“我听说有钱的人就给别人送财产，仁德的人就给别人送教导。我没钱，我就冒充一下仁德的人，送你几句话吧。”第一句话是：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一个人很聪明，能明察秋毫，很好。可是老子说，聪明深察的人，往往比那些笨人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他喜欢议论别人。为什么聪明人好议论人呢？因为他聪明，他明察秋毫，别人一点毛病，他就看见了，看见了就忍不住要说，说了就得罪人，这不就很危险吗？
第二句话是：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一个人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胸襟开阔，知识丰富，很好。可是老子又说“危其身”，它会经常让你处在危险之中。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啊。
可以说，孔子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在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深察、博辩广大的人。所以，老子对孔子临别赠言中的“聪明深察，博辩广大”八个字，讲的就是孔子。
人生需要有这么几个过程：首先要让自己聪明起来，接着就是要善于把这个聪明藏起来。三十岁以前，孔子让自己达到了“聪明深察，博辩广大”；到这个时候，老子告诉他，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但是要注意它背后隐藏的危险。
紧接着老子又对孔子讲了第三句话：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不要太坚持自己。做儿子，要学会听父亲的；做臣子，要学会听国君的。
老子对孔子的这些教导，孔子后来也教导给了他的弟子。孔子弟子子贡，就特别聪明，特别善辩，也有“聪明深察好议人”的毛病。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喜欢批评别人。孔子说:“你端木赐天天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你就那么好？我可没有时间盯住别人的弱点，我自己改正自己的弱点还来不及呢。”在孔子对子贡的教导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老子的影子？所以，孔子要求我们修养自己，对别人私德上的缺点一般不做过分的批评。公德不好要批评，私德有缺要宽容。
老子是龙
比如孔子讲过这样的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比自己强的人应该想着跟他学；看到比自己差的人不是去指责他，而是要赶紧反省自己：自己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毛病？矛头对自己，不要对别人。
实际上，这还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不是我们批评的对象，而是我们用来对照的镜子。在镜子中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孔子离开老子，回来的路上，学生问他:“老师，您这次见了老子，觉得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孔子说:“天上的鸟会飞，地上的兽会跑，水中的鱼会游。飞的鸟，我知道怎么办，用箭射；游的鱼，我知道怎么办，用钩钓；跑的野兽，我也知道怎么办，用网抓。可是对老子，我真的没办法，因为他既不是天上的飞鸟，又不是地上的走兽，还不是水中的游鱼。他是什么呢？他是一条龙。”
这就是孔子对老子的评价。
孔子在周，不仅见到了老子、苌弘，虚心受教，有一天他在周始祖后稷的庙中还见到一个金人，也让他大为感慨。他们看见庙堂右边的台阶前有铜铸的人像，嘴巴被封了三层。铜人的背上刻着:“这是古代言语谨慎的人。警戒啊！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就多招致失败；不要多生事，多生事就会招致更多的祸患。”
孔子从洛邑学成归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弟子稍益进焉。”就是说孔子的私学办得更好了，来求学的人更多了。也说明孔子的学问又提高了，境界又提升了，名声更响亮了，私学的规模更大了。
可是，不久鲁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直接跟孔子特别感激的人鲁昭公有关。刚刚看过三缄其口金人的孔子，却并没有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