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的故事和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充斥山城，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的票证多，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这座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
追忆——
物资匮乏的清贫日子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人们想必不会忘记各大超市的琳琅满目，丰盛至极。而时光倒流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同样的节日，人们所考虑的却是怎样用几张节日里特别发放的票，给餐桌上添些油水。50年代中期，随着粮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关涉油肉布煤等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票据也相继出现。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52岁的陈前荣是原九龙坡区蔬菜公司职工，这是他最初对票证的强烈印象。那时他还是个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个月凭票领100斤粮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那时正是娃儿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够吃嘛！你看我现在恁个瘦，都是那个时候亏了身体的结果。”他打趣说。
孩提时的陈前荣最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政府会增供粮食、肉油，如此不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会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给他做套新衣裳，“这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小伙伴们大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
虽说日子苦了点，还是有让他兴奋的事。读书时他一直是班上尖子生，为此学校奖给了他一张工业票。他兴奋地拉着妈妈去买皮鞋，谁知到了商店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男式皮鞋，于是他委曲求全让妈妈买了双女式皮鞋，照样穿到学校去洋气了一番。想起往事，他忍俊不禁。
粮票开始使用时，65岁的王新明正在读高中，一月有32斤粮，而父母是普通居民，每人只有25斤。由于母亲在肉店工作，所以每月家里可以吃点油荤。不过好景不长，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时他已是沙区一家油漆厂木工，每月有些收入，“但没有票还是买不到东西，有钱也不是万能哟”。
记得1960年有天下班后到馆子吃饭，他用二两粮票要了碗素面，谁知香喷喷的面条刚放上桌，一个小孩冲进馆子端起面碗就跑。那时他听说街上有人抢饭，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于是追进一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37条胡同把小孩挡住，孩子可怜兮兮望着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棉花票对他说：“叔叔，我们换嘛，这个给你。”当时他哭笑不得，虽然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最后还是把面条让给了孩子。
都说当家才知柴米贵，75岁的李开贞婆婆也经历了物资匮乏年代的酸甜苦辣。那时她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挤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虽说丈夫是单位党委书记、市劳模，收入相对较高，但是当时的“九等十级”分粮制度规定干部的粮食定额更少，所以家里的吃饭问题就格外严峻了。“娃儿多，又有老人要照顾，只有亏自己。”李婆婆眼泪花花回忆。有次母亲生病，她用一斤肉票买了猪蹄，准备炖汤给母亲补补，考虑到孩子，又在汤里加了海带。晚饭时，她发现小儿子不停吐清口水，以为病了，再三追问，才知他看见家里炖了蹄花汤，却又不敢偷吃肉，只好吃了碗海带，哪知很久没沾油水的肚子不受，结果一直反胃。李开贞松口气后，第二天赶紧又拿了半斤肉票给儿子买肉补身体。
回味——
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
眼下20来岁的重庆年轻人，对于粮票之类的票证往往不知所云，但对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说，这些票证却能勾起他们对于物质稀缺年代最深切的回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即使是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物质也非常匮乏：从1953年11月到第二年9月，重庆开始实行粮食、棉布计划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1956年11月6日，重庆宣布对食用植物油实行定量分配、凭票供应，农民每人每月定量为5两，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为7两，植物油零售价格每市斤0.48元。
10月2日，市票证爱好者联谊会会长韩孝基对记者感叹说：民以食为天，在票证年代里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每逢佳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比如糯米只有到春节才作为年货凭证供应一次。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使用粮票。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分别有个外号叫‘满天飞和团团转’。”作为上月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会的组织者，韩孝基表示：“今天我们集藏票证，不仅仅是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温故知新。”据他考据，从1955年到1988年，由重庆市粮食局发行的各种市内通用粮票有100余枚，“重庆粮票精致大气，其印刷工艺于细微处也一丝不苟，作为主图的麦穗玉米红灯笼、枇杷山与大礼堂、红岩村和朝天门无不充满颂扬与希翼。”
同样喜欢研究票证的收藏家余超伦告诉记者：“票证是历史长河中一朵灿烂之花，每一枚票证都是洞见历史的窗口。”在他收藏的上万张票证中，相当部分是1967年到1974年的语录票，“语录票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为装饰图案，原封不动的政治口号随处可见。有些粮票写着‘打倒苏修’，无非是让老百姓吃饭时也不要忘记批判修正主义。”
从70年代开始，余超伦收藏的重庆票证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为四类：关于吃喝的有细粮票、粗粮票、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等；关于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关于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专用票证则有用于高干、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特需票证和多在春节额外供应的节日票等。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他说，“为了用足票证，人们想尽办法，商业购货券和肉票、布票要集中使用，3年困难时期甚至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感慨——
悲剧开始以喜剧收场
这样的画面经常发生在中兴路旧货市场：9月30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市场楼外，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沿着小路逡巡着，最后在一家摆放着各种票证的地摊前停下来，问老板收不收粮票，老板连连点头：“收，收！”中年人打开皮包，内层里整齐叠放着花花绿绿的票证，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曾几何时，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票证已悄然消失，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竟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曾说在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市博物馆史学家庄燕和说，“新中国历史上这段票证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在它悲剧的真实之中，发现一种喜剧的审美效果。”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83年，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5年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1992年—1997年间，票证制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国由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1996年间，重庆曾在部分区域发行了最后一套印刷精美的地方粮票，但它几乎没人使用就被直接送进了收藏市场。
沧海桑田，如今悄然走进重庆人新生活的是一系列消费账单。现在，市民已经习惯定期收到一叠账单：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宽带费……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更使名目繁多的“卡”成为市民的新朋友。无论是逛街购物、请客吃饭还是出门打的、看病住院，银行卡以及各种衍生卡已成为市民的随身之物，刷卡消费已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票证时代”到“账单生活”的转变，折射出的正是重庆乃至中国几十年来社会结构深层次的变革。

粮票的故事

　　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老粮食人”了。为什么说他们是“粮食人”呢。因为，他们两代人都在粮食部门里工作。爷爷一直干到离休，

　　最后在单位居住直至去世。爸爸呢，现在还在国家粮食储备库里工作。我们可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粮食世家”了。

　　爷爷在世的时候几乎是一直同我们居住在一起的，他老人家平时没什么爱好，退居二线后，就喜欢平时同一些老人们下下象棋，还经常同我讲述他的一生故事，而这些古色古香的故事里，讲得最多的还数腾粮食工作和有关粮食的成长和粮食的计划供应之类故事了。

　　爷爷讲，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国家由于粮食产量很低，所生产出来的粮食远远不够全国的广大农民、工人们食用，为了调节和控制国家的粮食需求以及市场供应状况，国家实行对粮食以及油料计划供应和分配。所以那时候，包括我爸爸在内部曾经历过的粮食的粮票和粮券

　　分配和供应发放。爷爷讲：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很难吃饱肚子。除军队之外，任何城乡居民实行每人每月，按年龄和工种发放粮票，凭粮票到粮站购买粮食。

　　爷爷讲，那时候，全国每人都实行国家统一标准的粮食供应计划。我们家虽说工作以及生活在粮站，却是不可能额外吃到计划外的粮食的，爷爷当时就掌管粮食计划供应大权，但他却丝毫不敢搞特权。就连当时有许多亲戚处在饥荒地区，哭求爷爷能为他们搞点计划粮食，用于度荒充饥，爷爷宁可从我们家当时所供应的计划粮食中，拿出点粮票，让他带回去，到所在的地区粮站购买。

　　爷爷讲，那时的粮票有两种。一种是全国通用粮票，一种是各省、市自行发布的粮票。全国通用粮票在全国范围内，无论什么省市区都能凭此票购买到粮食，还有一种省间范围内购粮的省市粮票，只用于省间范围的购买粮票。

　　当时，国家曾立法、立规，明文规定，所有粮食收购及供应权在国家掌管之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37中，任何个人和集体无权进行粮食买卖，否则，当投机倒把严厉惩处。粮票呢，不得以商品交易形式在市场和民间买卖，谁违规了，谁将受到严惩的。国家实行统购、统销，这样有利于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和调控。粮食作为国家的国计民生加以重视。

　　关于粮票的故事，既是爷爷常讲的“老掉牙”的故事，但它又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和过去。它足以说明我们的国家在那种特殊岁月，所采用的特殊方式、方法，对稳定国家大局以及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的一种必要的手段措施。

　　粮票的故事，随着爷爷去世而结束，但它将时刻提醒现在的人们要珍惜粮食。保护粮田，因为民以食为天，这句警世名言像一个警钟长鸣于人们的心中
中国的粮票是计划来经济体制的产物。其实凭票供应不是中国最早采用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当时国源内不稳定，内战不断，商品缺乏，就采取商品有计划的分配，发放各种商品票证，苏联最早的票证是1916年的鞋票。
但是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体制才有这类东西，在某百些国家的某些时期也是有的。美国也在二战时期商品度紧张时，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其种类也不少，这其中就含有粮票性质的票证。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仍然采用凭票供知应方式，如朝鲜、越南等一些国家
粮票等票都是社会商品严重供不应求的产物，是历史道的产物，不是偶然，所以没故事。

我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其实凭票供应不是我国最早采用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当时国内不稳定，内战不断，商品缺乏，就采取商品有计划的分配，发放各种商品票证。

美国也在二战时期商品紧张时，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其种类也不少，这其中就含有粮票性质的票证。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仍然采用凭票供应方式，如朝鲜、越南、等一些国家。

粮票记载着一段新中国历史上异常艰难的岁月，那时，中国人对于粮票的熟悉和认知程度远远超过今年很多人的想象。1933年4月18日，在我国实行了38年的粮票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粮票的历史绝非一般的文化娱乐史，而是一部凝重浑厚的中华民族创业史，是一部华夏子孙与贫穷、饥饿的抗争的生活史，是中国计划经济这段历史的真是写照和证明，具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事件。

在中国粮票的发展历程中，很多独具特色的粮票留存至今，以至发展成为很多藏家的留存珍品。

1984年3月9日，国636f7079e79fa5e98193338务院转发国家计量局“关于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之文件，要求新印制的各种票证改用法定计量单位。故在1984年以后，全国各省所印制的粮票一律改为以“克”“公斤（千克）”为计量单位。

水印粮票是指用水印纸印制的粮票。粮票的印制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其印制方式和纸张选用在不同的时期也不尽相同。1955年9月，国家粮票部印制发行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为了进一步提高票证的防伪功效，国家在1959年成功研制出带有“五角星”和“古钱币”等图案的水印纸。

在1960年，又研制出较为复杂的“天安门”图案固定水印的专用印钞纸。1978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票和1982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在印制时便全部使用的水印纸。

1997年，北京等地掀起粮票炒作热潮，水印粮票也曾作为一种“奇货”被炒作囤积，其价格也是一路飙升。例如，在辽宁1980年版粮票和黑龙江1978年版粮票中，带有水印的3斤面额票，其价格均远远高于其他票面。与其他粮票相比，水印粮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防伪性能强，无法造假。

布票名目繁多，品种丰富。上世界50年代初为“棉花购买证”、“购布票”等，上世界60年代初称“布券”或“布票”，气候统称“布票”。布票名称不下几十种，有军用布票、民用布票、调剂布票、临时布票、找零布票、化纤布票、针织品票、汗衫背心票、鞋面布票、特种用途布票，如江都县的蚊帐布票、浙江省的价廉耐用的山民土布票等。

扩展资料

票证时代

其实凭票供应不是中国最早采用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当时国内不稳定，内战不断，商品缺乏，就采取商品有计划的分配，发放各种商品票证，苏联最早的票证是1916年的鞋票。

美国也在二战时期商品紧张时，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其种类也不少，这其中就含有粮票性质的票证。中国取消粮票后还有一些国家仍然采用凭票供应方式，如朝鲜、越南等一些国家。

中国的粮票种类数量有“世界之最”之称，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粮票，进行计划供应，还有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政府、机关等单位。

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经年累月的岁月侵蚀，更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文物日渐稀少，珍品迭出，长期为海内外收藏爱好者所瞩目。

另外，有些发行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公粮票，是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军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票证经济”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段凭票吃粮喝汤的年代，也是靠粮票、布票等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

最早实行凭票证供应的就是粮食。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粮食自然无法做到敞开供应。中央政府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

1953 年，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粮食计划收购政策，粮食计划供应政策，1955 年8 月25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 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紧接着，国家粮食部向全国发布这一暂行办法，很快，各种粮食票证便铺天盖地地进入社会。

1960 年，国家进入了节粮度荒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进行压缩，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前曾经凭票供应的商品，也无货供应。到1961 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 种。在那个时期，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

票证发放虽然很多，但是仍然不能涵盖所有商品。因此，在票证之外，又发了各种购货本，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等。至于购买工业品，国家还发放了工业券。到商店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需要交一定数量的工业券。大件、贵重的商品，又有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

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自由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

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通用和地方流动两种。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开始活跃，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8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

1984 年，在经过两年多的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后，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深圳人率先过上了不用粮本、粮票的日子。

在 24 年后的今天看来，取消票证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在当时，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冒了非常大的风险。不仅仅是趟了政策的雷区，而且牵动城市最敏感的神经，造成了深圳市民的恐慌。

那个年代，我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深圳经济特区初期也是实行这种制度，当时群众买米要凭户口本或粮票，定量很低。

特区成立几个月后，人口由办特区前的两万余人一下膨胀到几十万人，大量的建筑工人和其他人员进来了，粮食定量不够，有的人还没有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因为粮票，当时不少人被逼回内地。

1984 年11 月，深圳市召开会议，研究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农村进行改革后，粮食已经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粮食供应已经没有那么紧张，又由于国家赋予经济特区在改革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因此深圳可以大胆地实行改革。

办法是让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

新政策还没实施，消息传开后，过惯了“票日子”的深圳人大为恐慌，纷纷到粮站排队购买粮油。几十年来凭票买粮的习惯一旦被打破，会不会出现没有粮食可以买，大家又要饿肚皮的情况?

事实证明，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食凭证供应制度后，并没有发生什么风波。用一位市民的话说，“没想到取消粮票后不但不会买不到粮食，而且买东西还特别方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挑选不同的质量!”

就在深圳市取消粮票的第二年，即1985 年，国家又取消了长达30 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基本家家户户粮票都有所盈余。

1991 年5 月，广东、海南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1992 年4 月1 日，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改革。1992 年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

粮价放开后，激活了其他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显著增长。1993 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长达近40 年的“票证经济”就此落幕，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找不到粮票发愁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