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了史铁生心态转变的故事

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总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史铁生心里说：“开玩笑，你们说的轻松，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34，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人的生命同样如此。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们可以想见史铁生那时的孤独苦闷，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生命却始终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搁。

　　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他。母亲要他“好好儿活”的临终嘱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说，正是这样的爱，耽搁了他的死亡。

　　无论如何，既然活着，就不免就进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丰盈了，你难免就顺水漂流，漂进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风景豁然开朗，心情不由得也就变了。终于有一天，当史铁生又想到死的时候，心里说：“算了吧，再试试，何苦前功尽弃呢?凭什么我非得输给你不可呢?”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对死亡有一种幽默的态度了。

　　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却被卓别林救了。这女的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而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终生难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句话让史铁生心中怦然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
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既然如此，何不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于是，左右苍茫、四顾无路之际，史铁生想到了写作，想到用笔杆代替自己的双腿，来继续人生之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

　　当时友谊医院有位老大夫对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史铁生说，这话对他来说终生受益。他初中二年级时赶上“文革”，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很多世界名著等等都是在双腿残疾之后读的。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不是读书，就是思考。作家邵燕华在读史铁生的作品时曾不由感慨：“史铁生的随笔也让我拷问起自己的阅读。说来惭愧，他书中提到的诸多国外的思想家、作家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史铁生把自己的身体百比喻成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度)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问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答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