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爱国故事

1、超常的记忆力

陈毅五岁那年，父亲让他跟着兄长孟熙，一起去私塾念书。塾师毛崇芝，是个老秀才。他学问渊博，教学严谨。学童如果不守纪律，不完成课业，他责罚严厉，因此学童们见了他有点害怕。

但陈毅却并不畏惧这位严师的管教，他对那些极为难懂的文言诗书似乎有着特别的爱好，而且他似乎有着一般儿童所没有的超常的记忆力。

老塾师所数的子曰、诗云，他只要回家读三遍，就能琅e5a48de588b6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9琅背出。老祖父见陈毅如此聪慧，便常常给点儿小奖励。这样，陈毅对念书、背书更感兴趣，他常常把那些要背的篇目背得滚瓜烂熟为止。

2、米汤练字

陈毅因为家贫，没有钱买当时价格昂贵的纸，父母为此犯了愁。而学堂要求练字临帖。此外，陈毅还给自己规定，每天除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外，加练1000个大字，1000个小字。

陈毅让父亲给自己买了一些价格便宜的草纸，沾着米汤在草纸上写字，写完后拿出去晒干，第二天再写。如此循环往复，寒暑不息。

塾师对于陈毅书包里有一大叠草纸感到很奇怪，通过问陈毅方才知道其中原委。用秤一称，足有一斤多重！他说：“这纸里的字不仅是米汤写的，更是凝聚着他的心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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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的轶事典故：

1、元帅与象棋的故事

人们都知道陈毅元帅是位杰出的军事家和博古通今的诗人，殊不知他还是一位爱好象棋的高手，与象棋结下了浓厚的情谊。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称他为“兼资文武此全才”的将军。

红军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1933年盛夏的一天，骄阳似火。烈日下，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缠江坪，数以千计的群众，正在观看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省军区和中共永丰中心县委举行的一次体育友谊联赛。

2、黄花塘事件真相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3、围棋外交

既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1、黄桥战役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调集部队，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动进攻。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

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俘虏官兵4000余名，缴获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这次战役，对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2、淮海战役（1949年）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

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解放军经过66天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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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外交636f70797a64364

既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中日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50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陈毅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来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自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知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道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1963年10月下旬的一天，金风送爽，红叶满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偕夫人张茜，陪同各国驻华使节驱车前往黄山途中，小憩青阳县城——蓉城镇，下榻在县委招待所二楼。
身穿白色中便装的陈毅元帅，戴着棕色墨镜，红光满面，亲切地询问了青阳县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听完县委书记王克东汇报后，陈毅指示县委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好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
对于青阳这片土地，陈毅元帅有着极其特殊的情感——
早在1938年，陈毅曾秘密到青阳做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当时，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领数千健儿活动于苏南的溧阳、金坛茅山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当时设在径县云岭。这儿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后勤供给困难。更为不利的是这儿四面受敌，东西南三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司令官顾祝同是顽固的反共首领，一向热衷于与新四军争地盘、闹摩擦;北面沿江一线有日伪重兵布防，层层封锁。
因此，新四军军部与下属部队保持联络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当时，第三战区驻扎有川军唐式遵的好几个师，唐出任二十三集团军司令，驻青阳。陈毅在四川见过唐式遵，知道这位川军将领虽一贯反共，却抗日坚决。唐的部将第一四四师师长郭勋棋与陈毅是川土同乡，有同窗之谊，20年代中期还通过信。陈毅早闻郭勋棋抗日坚决，反对打新四军，便先设法与郭进行联络。有了一些往来后，陈又向他提出打算上青阳会见唐式遵，洽谈共同抗日之问题，郭勋棋征得唐的同意后，表示愿意作出安排。陈毅乔扮成商人，带上两三名随从人员，先到达郎溪川军一四四师师部，尔后由郭派出一个排的部队护送陈毅等人上青阳，同唐式遵秘密谈判。唐与陈毅达成了口头协议：允许皖南、苏南新四军人员经过唐部驻地，但每次不得超过一连人;新四军不得上川军驻地招募兵员、占地盘。陈毅匆回茅山，部署抗日计划。
从此，皖南新四军军部与苏南山区第一支队之间有了一条经泾县、太平、青阳、郎溪到溧阳的秘密安全通道，避免了许多麻烦和损失。
也是在1938年春天，陈毅在青阳城内西门何家饲堂内的国民党青阳县军政干部训练班上，作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讲话。
其时，国共合作，全国团结抗日热潮一片。为培养一批宣传抗日和军民合作的干部，以充实基层力量，青阳县举办了培训班，由县长朱毅生兼任班主任，县政府秘书刘大伦担任副主任。
一天早上，刘大伦来到教室，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要来向我们作报告，希望学员们立即作好欢迎的准备。”学员们异常激动，吃罢早饭，把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整衣静盼。
约10时许，陈毅头戴八角帽，腰系窄皮带，身穿灰土布军装，脚穿黑土布鞋，登上讲台，以浓厚的川音热情而又亲切地说：“请同学们坐下!”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前抗日形势，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与斗争情况，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对外，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列举了大量的事例，阐述“敌强我弱必须坚持游击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根据;最后勉励学员要勤奋学习，不但在课堂里学，还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多做些实际工作，增长才干，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救国作出自己的贡献。陈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学员。
过了数日，训练班领导采纳了陈毅的建议，将训练班搬到离城15华里的山村——杨田乡桥头施家饲堂，改为“青阳县农村工作实施区”，进行农村工作调查和宣传抗日等工作。
陈毅元帅的军旅故事
陈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字仲弘。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10月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到重庆，任《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赴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同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创作和发表革命的文学作品。1925年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经中共组织批准，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
1926年3月参与组织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和游-行，对帝国主义和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作坚决斗争。8月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赴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并参加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工作。1927年春到武汉，5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他转赴江西，在抚州(今临川)赶上南下的南昌起义军，被任命为第11军25师73团团政治指导员。入粤后，该部分守三河坝，归朱德指挥。起义军主力于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他挺身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大力进行思想和组织纪律的整顿，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推进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政治工作建设。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深入各乡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在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4月同朱德率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先后担任该军第12师师长、中共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起随朱德、毛泽东所率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6月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8月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向中共中央汇报红4军的情况和经验，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研究红4军的工作，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4军向前委传达，请回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工作。12月，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以后历任红6军(后改为红3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红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因重伤未愈，被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军委分会委员。1935年春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到分散游击的转变。此后，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进行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率部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艰苦备尝，依靠赣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30粤边人民群众，巧妙地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地方党的秘密斗争经验与游击埋伏的经验结合起来，在各游击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见赣粤边红军三年游击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新四军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支队长。1938年率领第1支队挺进苏南敌后，与第2支队协力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5月在南陵召开1支队干部会议，为结合江南地区实际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矗此后进行新丰、新塘、句容、珥陵等战斗。1939年起，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指挥所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取得了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6月以主力一部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南京—上海)，火烧虹桥机场，轰动上海，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同年冬第1、2支队合并为江南指挥部，任指挥。1940年夏率江南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任指挥。遵照中共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制订并贯彻了灭敌、反韩(反共顽固派韩德勤)、联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的策略方针。10月与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阻挠和进犯，歼其主力1万余人，扫除苏北抗战障碍，实现与南下八路军的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中央给予肯定，并向全军转发了这一报告。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代理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委员。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将华中9万兵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并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推动部队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环节的全面建设。1941年春日军诱胁国民党军一部投降后，令其配合"扫荡"苏北，陈毅等争取先机，发起讨逆战役，歼伪军李长江部5000余人。7月领导盐阜反"扫荡"，组织指挥苏中、苏北部队突袭敌后方，1个月内作战135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敌人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的计划。10月成功地组织指挥陈道口战役，进一步沟通了盐阜、淮海和皖东北根据地的联系。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代理军委分会书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采取统一战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克服了困难，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到延安，汇报华中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年春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10月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至次年1月上旬，共歼国民党军2.8万人，受降日军4000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1946年6月指挥进行自卫反击战，歼灭山东境内铁路沿线残存伪军3万余人，先后解放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7月起，统率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万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大举进攻。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撤销，任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从坚持长期战争着眼，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等方针，大力开展立功创模、团结互助运动，推广评定战术、"溶化俘虏和诉苦教育运动"，加速了华东部队的建设。在此前后，同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一起组织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沉重打击国民党军，夺取了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当国民党军集中主力重点进攻山东时，又组织指挥了泰蒙、孟良崮等战役，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等部。同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实行分兵作战，8月同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出击，9月取得沙土集战役的胜利，随即挺进豫皖苏地区，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配合，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1月赴陕北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途中应邀在中共中央邯郸局、晋察冀、晋绥等地作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1月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为总前委常委。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书记。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及东南广大地区。5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组建华东空军、上海防空军。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底出席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作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会后，与罗瑞卿、谭政一起主持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以后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仍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严重迫-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