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158文章网日期：
返回目录：故事分享
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使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传说禅宗肇始于齐梁，由印度第28代祖师达摩把释迦“拈花正宗”传入中国，但真正的开山祖师应是六祖慧能。禅宗从分析名相、辩驳教理的百家争鸣盛况中站出来，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大旗，提倡“单传直指”，把佛教的“四出四入”全都会归于心，摆脱了一切教条的束缚，并与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中体验身心性命、人生宇宙的真谛。在师徒授受方面，更是在日用动静的起心动念、嬉笑怒骂、吹歌弹唱、激扬指点、杀活纵夺中实施。
故使禅宗成为似宗教而非宗教，似哲学而非哲学，似艺术而非艺术。这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对各个欲得解脱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举世全无的特殊思想体系。有的学者把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甚至认为禅宗的优点，在儒学内部本来就有，而儒学的思想，有的部分为禅宗所无。其实不然，禅宗许多特点都带有儒学或道家等中国文化的思想。但是，禅宗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彻证“无生法忍”。这是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所在，为中国文化所无。而禅宗内浸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疑问是接受了佛教思想，才能开放出这样璀灿光明的花朵。
佛教讲缘起，这些都是缘起法的重要内容。用这种方法来看，说禅宗乃至天台、华严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消化吸收印度文化后所绽放的花朵。如果不懂得禅宗（还包括天台、华严），那么从随唐至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你就深入不了。宋明理学表面上是儒学，而骨子里却是禅学，它的形成和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禅宗绝大的影响。如果在宋明理学中抽取出禅宗的成分，宋明理学就会黯然失色。这样，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就讲不下去。另外，在唐末至五代之后，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那段时期的中国，禅宗就代表着佛教。所以说,禅宗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专题,不了解禅宗，就没有资格说了解了中国文化。
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禅宗，中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法运动打击的。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中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了。这些宗派，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就难以有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也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之后就一蹶不振，有的便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六祖大师开创的禅宗，不仅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反而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在灭法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全国，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中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就成了问题。而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这一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主要就是禅宗的发展（不包括藏传佛教）。正是因为禅宗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实际，所以才有如此绵长、如此辉煌的发展，也才有今天播及欧美世界的能力。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禅宗的旗帜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于禅宗在当时没有寺院，寺院经济及经典文献上的包袱，唐武宗灭佛几乎毁坏了全国的寺院和典章文献，但却没有伤到禅宗的一根毫毛；同时，禅宗的方法简捷可行，与传统的儒道思想方法不相矛盾，并能贯穿和深化儒道思想，易为士大夫们接受，有普及性；另外，禅宗本身含摄了佛教的全部精义，有蓬勃的生命力，一个禅者本身就是一粒种子，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禅宗的这些特点，较其它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遂使它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主体。
说到禅宗就不能不说《坛经》，六祖慧能大师是真正意义上禅宗的开山祖师，是禅宗的源头，而以上五代祖师还不具备这样的意义。对这点，以后将要谈到。第二，《坛经》内容丰富、生动、精深而质朴，对唐代的中观、天台、唯识、华严、净土都有涉及。这就便于结合各大宗派进行比较和分析，观其异同，便可以从中看到禅宗在佛教内的地位和特点。第三，《坛经》是语录体，文字简明易读，不像后来的公案晦涩艰深，局外人无从下手。
《坛经》是由六祖大师宣讲，其弟子法海记录而成的。为什么取名《坛经》呢？这因为六祖是在广州光孝寺受的戒，受戒之处有个戒坛，此戒坛传说是南朝刘宋时期一个叫求那跋陀罗三藏法师的印度高僧所建。这位印度高僧对中国佛教贡献很大，翻译了许多佛经，他说光孝寺地方很好，并立碑预言说后世有肉身菩萨在此受戒。
六祖在五祖那里得法后回到广东，隐居了15年才到光孝寺。印宗法师是该寺的方丈，他请六祖说法，但六祖当时还是行者而不是比丘，所以印宗法师就给六祖剃发、授戒。受了比丘戒后，六祖就在戒坛上开始说法。弟子把六祖的法语记录下来后，加了一个总题目，就是《坛经》。当然，《坛经》里讲的内容并不都是在这里讲的，但第一次是在这里讲的，所以特别把这个因缘点出来。
《坛经》的主要内容：
1、行由品第一
第一品是行由品。行由，就是经历；品，就是章。这一品主要讲六祖大师的得法经过。“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2、四谛法和三世因果
四谛法是全部佛教的总纲，佛学尽管博大精深，总的说来不出苦、集、灭、道这四谛。人生是苦，造成苦的原因是烦恼。对此，佛教有详尽的阐述，它不仅从现实的这一世来究其因果，而且还追溯到前世去寻找始因，这个因果锁链，一直贯穿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之中，佛教称这个超越常识的生命流为三世因果。这是佛教的特殊教义，其它宗教都没有提出或解答这个与人至关紧要的问题。
3、十二因缘
佛教是怎样解释三世因果的根据就是十二因缘，也叫十二缘起。十二因缘依次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项e68a847a64331。人的感受是先于爱的，总得先有个感受的主体吧，一接触便产生感受，有了感受就有了喜舍。佛教对接受外部事物的官能称为“六入”，其感官称为“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对象分别是色、声、香、味、触、法。凡是抽象性、原理性、形而上的东西就叫法。法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进入思维而认识。六根对六尘，就产生了完整的认识。
六入通俗地讲，身体叫名色，名是指精神作用，色是指物质作用。人的精神和头、躯干、四肢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生命体。佛教认为，笼统说个身体不明确，死人也有身体。凡对这些东西起名，必定要有个精神的作用才行，而精神则必须寄托在物质的身体上才能有所作用，所以合称为“名色”。感官因身体而产生，接触外界产生了感受，进而产生了“爱”。有所爱，则想得到、占有，这就是“取”。要想取得，就会“有”种种业行的产生，并付诸行动。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此生此世所表现出来的内容。
十二因缘顺着开展，佛教称为十二因缘流转门，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死。这样周而复始地形成了六道的轮回。前两个环节指前世，中间八个环节说明了今世，后两个环节又落实在下一世。同时，在今世的八个环节中，前五个环节是你现在的果，后三个环节是你现在和未来的因。
4、直了成佛
禅宗之所以是禅宗，六祖之所以是六祖，在修行的方法上就与佛教其它宗派有很大的不同。禅宗有自己立宗的特色，这就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简而言之就是“直了成佛”。佛是人做的，开悟离不开这个“心”，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心，能把这个心认识了，你就开悟了，释迦佛可以开悟，我们也可以开悟，这个信心一定要建立起来，没有这个，就不是禅宗。
世人娇生惯养，对自己的毛病下不了手，所以禅宗里有那么多的棒喝。祖师们因慈悲之故，可怜众生，心里着急，才给你来个行棒行喝，来打掉众生糊涂和妄见，剪除那些枝枝丫丫，直见本来。所以，这里““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极为重要，是禅宗的命脉所在，要学禅宗么，就只此一条路。
二、佛教与《金刚经》
六祖大师“一闻经语，心即开悟”，五祖大师在黄梅，用《金刚经》导化众生，常说：“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五祖六祖一呼一应，都在为后人开示无上妙谛。所以研究佛教不可不研究《金刚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简称，叫做《金刚经》，《金刚经》是属于《般若部》的经典。《般若部》的经典：共计分为十类，共有七百五十一卷，内容包含大般若经六百卷，《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的第五百七十七卷，《金刚经》共计有五千八百三十七个字，篇幅虽然不大，但其内容所含盖的道理，却足以代表全部[般若部]经典的思想要领。因此，有人说：《般若部经典》是全部佛法的灵魂，而《金刚经》则是全部《般若部经典》的灵魂。
《金刚经》全部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和弟子须菩提之间的对话问答，从他们的问答中，揭开了 发菩提心、安住真心、 降伏妄心。
金刚经内容义理的三种说法
体悟 宗旨 用法
1 了悟实相 无住生心 了断疑惑
2 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约实相之慧,行无相之檀 舍执除疑
3 无住(不执着) 无相(见空性) 妙用(真空妙有)
简单地说，金刚经指导我们要做到：
1、三心不住，四相皆空。
2、破除我执、法执，而又不着空执的境界。
3、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三心为过去的心、现在心、未来心，四相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如生活繁忙，不能常诵经文，只要能多诵《四句偈》几遍，如能专心持诵，就能与诵全经者同功。
四句偈曰：
1、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2、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3、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4、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附注：
1、“相”是指整体现象界，所有一切的变化都属于相的范围，按佛教的说法，相从体来的，体就是佛性，是所有一切生命的源头。相是无常的，它处于不停的变化中，包括：家庭问题、事业问题、健康问题、关系问题、地位成就等各种体验都随时在变化。
2、有为法是指整个因缘果，相的变化过程，就是有为法，它就想梦幻，像泡影，像露水，像电一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无常都是正常的。
3、体就是如见其来的佛性，谈到这个体，金刚经有这样一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说从凡夫俗子一直修到进入体的阶段以后，由进入体的层次不同而决定是什么层次的圣人。
4、什么是有为法和无为法？佛教中凡是抽象性、原理性、形而上的东西就叫法，法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进入思维而认识。
有为法直指相，凡是一切改变别人或事物的想法或期望，希望外界的改变来满足自己欲望的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指的是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或他人，通过改变对事物的认识和体检来达到与外界的和谐相处。金刚经探讨的重要点是无为法，它提醒人们不要被外相或假想所迷惑。
5、无所住是指人的意识到只要意识不停留在任何一个固定的人、事、时、地、物上，就做到不住了。
6、诸相皆非相，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诸相非相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平常所看的一切有形的物体，都是由分子、原子、质子、电子、夸克构成，按照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定律，一切物质都可以转化成能量，转化成光子。
所以，一切外象皆假像。假像是“实”或“色”，真相是“空”，“空”既是“色”，“色”既是“空”。
三、佛教与儒教
佛教是心法，讲的无为法；儒教是礼法，讲的是有为法。佛教讲的是人一生成长本来的心路历程，是过程；而儒教讲的社会和国家稳定，每个人应该做到的，是结果。，导致两种文化经过历史检验后产生不同的文化效应，佛教崇尚的人性，关心每个人成长过程；儒教崇尚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哪怕削足适履也要每个人来适应宗法社会的纲常。佛教讲究缘分，与佛有缘方可成佛，菩萨也只度有缘之人；儒教讲的是捆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服从，否则就要从精神和肉体上加以毁灭。这就是佛教与儒教的根本区别，也正因为此，随着历史的变迁，儒教已逐步沦为历史的古纸堆，而佛教依然在人世间溢显光彩。
但是无论是佛教还是儒教，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都为外相所困，为假相所围。浩如烟海的经书子籍，让后来的人毕其一生也难以修读，正如桃子一样，真正的勃发出新生命的种子就是桃核中的一小仁，其余的都是包装或附添，而后人恰恰热衷于桃核、桃肉、桃花、桃枝、桃树、桃根，甚至是在与桃仁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上大做文章。如果陷于其中，必不能自拨，而且会心神错乱，正如《射雕英雄传》的西毒欧阳峰一样，把经念歪了，以至于走火入魔，害人害己。
现在无论是针对外来的文化还是中国本土文化，在还没有找到核仁之前，就开始“开坛设教”，结果成了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拿着千年以前的枯枝败叶大做文章，殊不知那都已经是早已经没有了生机的枯树败枝。棺材油漆的再漂亮，终究是装死人；死人穿戴着再华丽，也逃脱不了腐烂的命运。无明了之心，读书越多越糊涂，读书越多害越深，陷于此苦者，不遭灾劫，无以轮回。
回到佛教的话题上来，其实佛教所有的一切都是讲的一个人从普通人到圣人的修炼过程，告诉人们一个人从只知道让别人来满足自己需求，到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人类有贡献的人成长过程。这就是佛教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佛教是伟大的，释迦牟尼是伟大的，他最伟大的之处在于能教会一个普通人如何做好人，把一个立志成佛的人超度为一名对人类有贡献的圣人。释迦牟尼无为而治，创立佛教和遍布世界各地的佛庙，回到俗世中来，从经营管理角度来看，释迦牟尼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其所传承的事业，在其身后二千五百多年，依然香火繁盛，佛教几乎没有任何形式意义上的产品，它卖给世人的仅仅是慈悲的爱和大彻大悟的智慧，相信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家企业的资产能超过庙产，也没有一个企业家（包括比尔．盖茨）的成就可以与释迦牟尼相媲美。
佛教中国化或中国佛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具有极大的文化学意义。本文通过对佛教中国化案例的分析，述说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说明了异域异质文化交流会通、融为一体的必要条件。
按照汤用彤、冯友兰等人的说法，隋唐以前的佛教还只是“在中国”的佛教，而从随唐时起，则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即是说，隋唐以前偏重于翻译理解，而自隋唐开始对外来佛教加以融化，用中国的义理加以创造，从而使佛教组织和体系大有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之特色，具有佛、儒、道合流的趋势，并使之传入东亚各国，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
佛教哲学同样有“在中国的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之区别。所谓在中国的佛教哲学，主要是规定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未与中国传统哲学发生接触。所谓中国佛教哲学，则是已经与中国思想相融汇、相结合，是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1联系中国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因为佛教哲学很象道家哲学，因此，人们往往用道家哲学特别是当时的玄学观念解释佛教哲学，这种方法叫“格义”，即类比。他们用道家的诸如“有”、“无”、“有为”、“无为”等等概念表达佛教哲学观念，从而造成印度佛教哲学与道家哲学的结合，导致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特别是佛教哲学之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融合，产生了禅宗，这既是佛教、佛教哲学，又同时是中国化的。
佛教中国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其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重大而深远，因而具有极大的文化学意义。
以中国哲学而论，先秦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曾使中国哲学大放异彩，但随着秦、汉大一统封建制度的确立，中国传统哲学也就主要是儒家经义的演绎。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不只是为中国哲学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富于思辨的部分，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儒、道两家的更新和发展，实现了儒、道、佛的会通和互补，为中国人提供了多元的社会、人生观念和思惟、行为方式。
例如佛家主张宽容，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像的佛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便是道家的所谓有容乃大：“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而宋明新儒学则是在唐代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佛教哲学直接影响下所实现的儒、道、佛的会通。这就正如肖萐父先生所说的，宋明一些比较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都经历过出入于佛老而后归之于儒的思想历程。他们通过对三教思想的扬弃，把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空无”之道变成为统摄人伦物理的“实有”之道，把“经虚涉旷”的名理清谈变成为“格物穷理”的事性求知，把“止观”、“定慧”的宗教修持变成为“主敬”、“立诚”的伦理实践。一句话，把出世的神学变成为入世的哲学。 1其中特别是陆王心学之所谓良知说，之所谓“满街都是圣人”说，更是禅宗所谓即心即佛说、众生皆佛说之直接的会通。
以中国文学而论，赵朴初居士说，没有佛教，中国人的嘴只能半开半合，因为汉语里三万五千多个词汇皆来源于佛典的翻译。而中国化佛教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对中国文学发生重大影响。一是直接的影响，即佛教徒创作文艺作品，宣扬佛教的思想；一是间接的影响，即非佛教徒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包含着佛教思想。这种重大影响的集中表现是从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内容。
例如佛教经典的翻译，逐渐形成了一种融汇梵文的新文学即翻译文学。其中许多佛经译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有人认为鸠摩罗什主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部宏伟壮阔、想象瑰奇、文学色彩极浓而受到历代文人喜爱的的佛教经典，日本有学者赞其为类似于英国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
中国化佛教对中国的说唱文学、小说和诗歌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南北朝以来，佛经的宣传有传读、梵呗、唱导三种形式，这是中国说唱文学之滥觞。中国的诗歌也与中国化佛教有密切关系。金代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诗人受禅的影响，以禅助诗，以禅入诗，以禅喻诗，都大大深化了诗歌艺术的创作与审美。其中唐代王维以山水示禅境，最为杰出，有“诗佛”之称，苏轼赞其为“诗中有画”。
中国化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现量说，境界说和妙悟、神韵说。所谓现量说，是清代王夫之用新因明中的现量、比量的论述所提出来的文学评论理论。 “因明”，“因”为理由，“明”为学问。王氏说：“现者，有现在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为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他并以“长河落日园”、“隔水问樵夫”的诗句为例，以说明作诗要即景会心。所谓境界说，亦即意境说，是指性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境界”同样是一个佛教名词，如“了知境界，如幻如梦”，“我弃内证智，忘觉非境界”。唐代王维提出诗有物境、情境、心境说，清代王国维则进一步提出境界说。王氏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所谓妙悟、神韵说，前者源于严羽之《沧浪诗话》，后者则为清代王士祯提出。其中妙悟说与佛教思想渊源最深。明代胡应麟说：“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
佛教中国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它说明对外来文化是以与本土文化传统相融会的形式来加以诠释、消化吸收的。中外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而要成功地进行这种跨文化交流，便要科学地把握其结合点。
所谓跨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容点和互补点，其核心问题就是异域异质文化在本土文化中的生长点。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以其自身的“母本”和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为“驻因”。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在本土文化的“母土”和“土壤”中找到生长点，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最终被接受下来，融合进来，成为本土文化的新的营养和有机成分。就是说，异域异质文化的交流结合，不是照搬，而是一种选择;不是叠加，而是重构；不是焊接，而是熔铸；不是同化，而是内化；不是改造；而是创新。结合点的实质表明，探索和把握跨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始终离不开各文化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及其在确定结合点中的判断和选择功能。
明代来华传教的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也许还没有这种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自觉，而其在行动上却进行了使天主教中国化的可贵努力。
利氏于1852年抵达澳门，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传教，于1601年抵达明都北京，在中国凡28年。其说：“我们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意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4]利氏懂得，作为东方的泱泱大国，中国不仅具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且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文化在水平上也是很高的。要想在这样的东方大国传播天主教，就必须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尽可能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学说相融会，而不是照搬天主教经典，用西方原本的方式机械地宣讲天主教教义。
利氏身着儒冠儒服，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广泛结交中国的官员和学者，用儒家学说解释天主教教义，“易佛补儒”，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例如其《天主实义》一书独出心裁地“摘自古代中国作家的一些合用的引语”，即旁征博引中国古代文献中诸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周颂）、“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商颂）之“上帝”，以表明“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5其意图就在于证明天主教非但不违背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而且是对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的补充。尽管他的这些“合用的引语”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附会或揉合，但既表明了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及其传播天主教的独到匠心，又迎合了中国官员和士大夫的自大心理，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明史》也说利氏“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徐、李二氏还带头受洗入了天主教。利氏的这种传教方式要不是受到其本土耶稣会的非难而中断，说不准天主教也会同佛教一样中国化的。进一步说，因为利氏的这种传教方式被打断，所以天主教至今仍然只是西方的天主教或基督教，尽管其也有中国信徒，但并没有成为中国本土宗教或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故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了。至于当年洪秀全创“拜上帝会”，虽然其具有农民革命的意义；但因为其只是以基督教的“上帝”来附会其“天父”、“天王”之自况，这在文化学上不仅不具积极意义，而且既糟蹋了基督教“上帝”之真义，也损害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
近代以来，严复在中国传播进化论，孙中山所创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都注意到了跨文化交流的结合点，没有离开各文化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及其在确定结合点中的判断和选择功能，因而在中外文化交流上，都是继佛教中国化以后一个又一个跨文化交流成功的范例。
今日中国现代化，将是在更广泛更高层次上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会通，也是一种全方位的跨文化交流，其中特别包括西方的民主如何与中国国情和固有的文化传统会通融合而中国化这一跨世纪性的重大难题。应当说，佛教中国化的文化学意义在这里仍然极具教益。
由于传播目的，佛经在翻译的时候就已经大量参入道家思想，而且初期为了传教，佛教也尽量将自己打扮成道教的一支，自称浮屠道。后来因为五胡乱华期间胡人支持、元清两代又受统治者利用（其实说到底都是民zhidao族矛盾，为了压制汉民族意识，就象日本在殖民台湾时“送道教神上天”一样），佛教最终在中国壮大，特别是禅宗坛经，其思想来于道教老庄，所以禅宗理论也被学者认为是披着袈裟的道教。之后就开始洗清自己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对比原始佛经阿含经就知道，道佛两教其实完全不同。
譬如，真正的佛教是拜教主不拜国主，没有国家民族意识；歧视女性，专认为女性肮脏天生就带有原罪；不拜父母，特别是不拜祖先，认为祖先是低等级的鬼道，明朝朱元璋为此甚至把强制僧人祭拜祖先列入国家法律，不从者杖一百，除僧籍；还有摧残自身肉体，点香疤燃指等，这些都与华夏传统意识相悖。今天之所以已经很少看到佛教有这些行为，一是因为其本土化已经较属深，另外现在绝大多数僧人只是混口饭吃，并不真正了解佛教宗旨。但小部分认真修行佛法的僧人，仍然是反华夏传统的。你身为华夏子孙，应该多从历史宏观角度看问题，多读书，认清自己的本源。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历经数代。从为王室所用的秘籍到为实现教化众生脱离苦海，最终成为大众修习证悟zhidao的指导，这一过程中，佛教与中原的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经历了多次碰撞和冲突，尤其是与道教的冲突为重，另一方面，佛教与儒教的一些思想可谓不谋而合，这也就是东方文化能够接受佛教并且发扬广大的根源。
从达摩传教到中原，经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传承其衣钵，将佛教不立文字、顿悟修习的方版法发挥到极致，禅宗便在中原大地开花结果。权六祖的《坛经》就是佛教本土化最有代表性的证明。
建议你从《坛经》入手，结合中原儒家文化，多收集些资料，便可清晰的论证这个主题。
如有问题，可共同探讨；如有成果，愿拜读学习，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