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包拯的故事

百科上的
　　【个人档案】
　　姓名：包拯
　　字：希仁
　　外号：包青天；包家；黄河清；包公；包龙图；包黑炭。
　　籍贯：安徽合肥
　　特征：额头上有个月形记号，而且脸比较黑。（此特征为小说杜撰，并非真实）
　　生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属相：猪
　　生日：夏历三月二十三日（公元4月11日）
　　卒年：嘉佑七年（1062）
　　享年：64岁
　　谥号：孝肃包青天
　　父亲：包令仪，追赠刑部尚书
　　母亲：张氏
　　配偶：张氏（原配，早亡）；董氏（续娶）；孙氏（媵）
　　子孙：
　　·包繶（长子）、崔氏（长儿媳）
　　·包绶（少子）、文氏（少儿媳）
　　·包文辅（长孙，夭折）、包永年
　　中举：天圣五年（1027）29岁
　　出仕：景佑四年（1037），39岁
　　初仕：天长县知县
　　官至：三司使；枢密副使；
　　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佑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在民间信仰中，包公是阴间的审判官之一。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包拯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鸣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已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开封府衙铡刀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7a64e78988e69d83334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仕履表 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包拯生平简介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长县。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庆历三年（1043年）：监察御史里行，勾当东排案司。
　　庆历四年（1044年）：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
　　庆历六年（1046年）：京东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直集贤院，工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未及上任），三司户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扬州（后知庐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宁府（后权开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佑四年（1059年）：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历史上记载的包公是怎么死的
　　从相关记载可知，包拯从发病到亡故仅有13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还服用了“上遣使赐良药”。由于包拯生前敢于谏诤，不畏权贵，执法不徇私情，受到贪官污吏的仇视，又这样突发性地去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关注，即包拯究竟是病死？还是服药后被毒死的？最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安徽省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利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产生的同步辐射，对包拯遗骨进行了研究。发现包拯遗骨中钙、铁、汞元素比现代人骨中的含量高，而砷和铅的含量均比现代人骨中的含量低或相近。
　　众所周知，古代的毒药主要有砒霜（砷）、朱砂（汞）等，它们都具有“剧毒”的性质，包拯遗骨中砷含量较现代人低，可以初步排除包拯生病时服用大量含有砒霜药物的可能性，至于包拯遗骨中汞含量较现代人高，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古人为保存尸体（防腐），在棺木中放入朱砂，由于朱砂对骨头的侵蚀和污染引起汞含量增高；另一种可能是包拯生前曾服用小剂量含汞药和食品。同步辐射的研究结果，排除了包拯生前服用大量含有砒霜药物的可能性，但不排除服用小剂量含汞药物或食品的可能性。分析结果支持包拯属正常死亡的结论。
包公（北宋清官包拯）即包拯。
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号文正，谥孝肃，庙号兼济，庐州府合肥（今肥东县）包村人。他28岁中进士，曾先后任天长、端州、赢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地知县、知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至和三年（1056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当时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1]。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当过的大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
孝顺父母
富贵公子辞官回乡10年“尽孝”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为富贵人家的独生子，父母宠爱备至，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儿一样。封建地主家

包拯
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不外乎走上科举之路。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19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按照如今说法，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3]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要被世人唾弃。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无论你官居何位，除非皇帝因某种原因不愿让大臣回家守孝，即“夺情”，否则必须离职守孝。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4]
清正廉明
官场新秀“老愤青”打破潜规则
如今记载反映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长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书。有贼把别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状，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杀了。不久又有人来告状，说牛主人私杀耕牛，这在宋朝是违法的，包拯断喝道：“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贼被识破，惊服！一件小案子，从中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也许他“善断狱讼”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至今几乎所有的包公戏都与他善断奇案、沉冤昭雪有关，而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记载包拯断案的事迹，他的政绩也非在断案上。
三年后，42岁的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一把手”。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不久，45岁的包拯因“端砚事件”被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虽然这个官职没有多少实权，但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对于刚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无疑找到了自己的发声平台。在官场崭露头角，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声音，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等等。其间，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与对方使馆“二把手”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
这其中，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事实上，作为官场新秀，当时包拯只是上了一个并不为人关注的批评性的奏章，是否被批准史料也无下文。此时，离他入主开封府尚有12年。[5]
不畏王权
弹劾“国丈”猛男口水喷皇帝
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质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他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党争，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之”。

此后，包拯的人生渐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当今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其实，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继续弹劾，一弹再弹，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务。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包拯一生弹人，他自己有没有被弹过？当然也有。包拯刚弹掉张方平、宋祁两任三司使，结果自己又取而代之，这是朝风大忌，欧阳修就批评包拯“蹊田夺牛”，但他同时也为包拯开脱，说他“素少学问”，即太不懂人情世故。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风头，不过没过多久，老包又像没事儿人一样回来继续履职。[3]
注重实干
坐镇开封两年一生善始善终
在入主开封府之前，包拯因对官场失望导致情绪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包拯曾于公元1056年来金陵担任过4个月的江宁府尹，接着奉调入京任开封府尹。[6]1056年，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按理说，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事实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没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也没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那些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
不过，以包拯的个性，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甘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在当时，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时常被小吏讹诈。几个月后，惠民河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还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园”。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花园水榭全部“毁去”以泄水势，“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惊天，威名大震，京师老百姓都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当然，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一度赢得美名。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执法严峻，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包大人笑比黄河清”的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

包拯Q版形象
然而，包拯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断案上，他是一个实干家。不到两年，6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三司使，负责全国经济工作，他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比如改“科率”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价格购买农民要缴的上供物资；免除部分地区“折变”，即废除农民将粮食变成现钱纳税的规定等措施。开展经济工作卓有成效，两年后，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国防部长，至此，包拯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然而，63岁的包拯已经是风烛残年。宋仁宗时代相对和平，所以这个职务也许是皇帝对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种荣誉的回报。又一年后，包拯病逝，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当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又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不禁感慨！欧阳修曾说，包拯一辈子“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纯朴平实、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36，同时他不苟言笑、太过较真、不会处世、人缘不好。然而，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一个至忠至正、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包青天”。
包公断案

包拯
关于包拯断案的故事，后人演绎的成分较多，宋史记载的只有这么一件事：包拯任天长知县时，有人盗割牛舌，牛主人来衙门告状。包拯告诉他，回去后把牛杀了卖掉吧！当时私杀耕牛是违法行为，果然，牛主人杀牛后，很快有人前来揭发。包拯当即喝问对方“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那人见自己的伎俩已被识破，不由得十分惊服。
包拯“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以至于如今的包公戏基本离不开他如何善断奇案、昭雪沉冤等。事实上，除了“牛舌案”，史书再无包拯断案的其他记载，他的政绩也并不在断案上。[3]

是谁割了牛舌头包拯到扬州的天长县（在现在江苏省）去做知县。到任不久，就遇到一件案子。这一天，一个农民的孩子到河边放牛。他把牛放在河滩上吃草，自己就到河边玩去了。等他想牵牛回家的时候，发现那牛无精打采地站着，嘴边不住地滴血。孩子吓得哭起来。孩子的爸爸听说了，跑到河边细一看，才发觉牛的舌头不知被谁割去了。他又急又恨，跺着脚说：“毁了我的牛，这让我怎么耕地呀！”说完，他赶到县衙门去告状。包拯听完他的叙述以后，想了想，有了主意。他不慌不忙地对告状人说：“牛舌头割了，就不能再长上去。你回家把这头牛宰了，做成熟肉卖了吧。免得牛不能吃草死了，连肉也不值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33钱。”农民听完，很不满意，望着包拯，抱怨说：“县太爷，小民要是宰了牛，还用什么来耕地？再说，官府也不允许宰杀耕牛……”包拯装作不耐烦地说：“一个牛舌头算得了什么？也值得这样没完没了？快走吧！”农民只得忍气吞声地回去，按包拯的话去做了。第二天，就有个和那农民同村的人来告状。他说那个农民违犯法令，私宰耕牛。包拯看这个人鬼头鬼脑的样子，就紧盯着他问：“你告他私杀耕牛，你说，他为什么要杀牛？”
“因为那牛舌……”刚说到这儿，告状人发现说错了，忙闭住嘴。包拯猛一下站起来，“啪”的一拍惊堂木，追问说：“说！牛舌头怎么样？”“牛舌头被割了……”“你怎么知道牛舌头被割了？”告状人被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这时候，包拯大声问道：“你给我老实招来，为什么割他的牛舌头，又告他的状？”那人听了，大惊失色，赶紧磕头服罪：“是小人和他有仇，所以割了牛舌头……”包拯依法处罚了割牛舌头的人。从此，他善于断案的名声，到处传开了。
没拿一块端砚这一年，包拯来到端州，担任端州的地方官。　端州在今天的广东省高要县。那里出产的砚台，石精工细，非常出名，人们把它叫作端砚。端砚和湖笔、徽墨、宣纸，是文房四宝中的上等品。从唐代起，端砚每年都要作为礼物向皇帝进贡。有很多端州的地方官为了巴结朝中有权势的人，每次都多征收几十倍的砚台，送给京城的大官们。包拯上任以后，穿上便服，来到出产端砚的羚羊峡，他看到工匠们用石头打磨砚台，非常辛苦。一问官家的价钱，十台端砚只给一台的钱，害得工匠生病的时候都没钱抓药。
包拯回到州府，又检查了存放端砚的库房，发现里面收存了好多端砚，就质问管库房的官吏：“每年向朝廷贡去多少？”“一百整。”“实收多少？”“实收……”那人想撒谎，可端砚摆在库房里，包拯都看到了，他只得说，“实收五百。”“快把多余的端砚作价出售，补发工匠的工钱，不得扣减！”从此，包拯定了规章，立了账目，严禁多要乱拿。等到包拯任期满了，离开端州的时候，他没有拿回一块端砚。就是不见包拯来。有一年，包拯奉朝廷的命令，来到京城东京，等候封官。宰相吕夷简早就听说包拯才干出众，做官清正廉洁，很想见见他。他想，自己是当朝宰相，包拯进京，准得像其他人一样，忙着求见我，让我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我就等着他来吧。　这时候，有人来告诉吕夷简，说包拯就住在吕家附近。吕夷简心想：这还不是为了来见我，特意住得近些吗？　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求见他的人一个接一个，就是不见包拯来。又过了好几天，手下人来向吕夷简报告“包拯封完官以后，已经走了！”“走了？”“是，离开京城上任去了。”“不对，你再去他住处打听一下。”　手下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报告：“他的住处空空的，行李全搬走了。包拯确实走了。”吕夷简这才明白，包拯和那些巴结上司，拉拢私人关系的官不一样。
为百姓说话后来，包拯被调到东京做官。他经常到各地调查，特别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一年，夏天到了，陈州（东京附近，在现在河南省）的农民开始向官府缴税。按往年的办法，都是直接缴纳小麦和大麦。可这一年，地方官突然改了办法，让农民缴纳现钱。原来，这里面有“鬼”。按照市价，一斗麦子五十文钱，地方官却要折合成一百文，另外还要加收运费二十文，损耗二十文，这样一斗麦子的钱涨到了一百四十文，增加了一倍还多。农民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点粮食，哪儿来那么多钱呐！陈州的百姓们叫苦连天，有的为了缴钱，弄得倾家荡产，活不下去了。可巧，包拯来调查了。他了解到地方官的所作所为，非常生气，马上报告宋仁宗说：“陈州地方官任意涨价，搜刮百姓，实在不能容忍。您应该下令，让他们一是按公价定出钱数，二是交麦子还是交钱，应该让百姓自己选，怎么都行。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活下去。”多亏了包拯，陈州百姓才得救了。包拯又了解到全国好多地方，都有随便涨价的情况，他又接二连三地上书，要求免除这些对百姓不利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