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故事!越简单越好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陶行知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走进教室，就把一只大公鸡往讲台上一放，抓起一把米让它啄食。可是，公鸡惊惶不肯啄食。陶先生见它不吃，就强按鸡头“请”它，可公鸡拼命往后退，仍然不肯吃。陶先生干脆掰开公鸡的嘴使劲往里塞米，公鸡拼命挣扎，死也不肯吃。之后，陶先生松开手，后退数步。公鸡稍稍平静，徘徊一阵后，慢慢靠近米粒，继而悠悠地啄起米来。

陶先生以生动的事例启迪着我们，想想我们当今的教育，“强按鸡头”的傻事还比比皆是：为了分数孩子们成了作业的傀儡，每天只知道有口无心的背背、抄抄、算算机械性的操作；为了分数课堂上教师们滔滔不绝地讲，置学生的创新思维而不顾，“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的新课程理念早已抛之脑后；为了子女成龙成凤，家长们送孩子四处奔走学艺（上兴趣班）久而久之怨恨、厌学充斥着他们，最终连原有的兴趣也被扼杀了……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陶行知强按鸡头不吃米的故7a64e4b893e5b19e336事告诉我们，凭着主观想象去强迫孩子做某些事，实在是行不通的，是很难激起孩子学习兴趣的，相反多给孩子一些宽松和自由的天地，多讲究点艺术，也许会是另一番情境。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成功教学所必须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希望我们能把陶行知先生"强按鸡头不吃米"的故事牢记心中，工作时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从而让我们的孩子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陶行知的故事

　一说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在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出生，1946年7月25日因患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按现在的话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就英年早逝，憾别人生，的确让人惋惜。但陶行知的故事，却一直在流传。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赶走和打跑。”
　　这是个看似简单，但却是一般的家长和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陶行知善于用多角度思维从犯错误的孩子和学生身上找出其优点和闪光点。并且善于用他们身上的积极情感克服和战胜消极情感，充分挖掘其内在诱因，变破坏为创造，变落后为先进。
　　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讲课和其它同学学习，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有两句重要的名言，一句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另一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确实做了一件“大事”。而他自己，却“不带半根草去”。只留一世英名，光照中华大地。
陶行知先生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
　　陶先生非常善于演讲，他的语言幽默风趣，生动形象，谁听了都会被他深深吸引，为他演讲中强大的逻辑力量所折服。在他一生无数次的演讲中，有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回味无穷。
　　那是陶行知1938年在武汉大学做的一次演讲。那一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不仅全校师生都来听，连附近学校的师生和各界人士都闻讯赶来。他们都知道，陶行知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并听他说些什么。
　　会议开始后，有几位先生先后上台作了演讲。轮到陶行知时，会场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9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夹着一个皮包走上了讲台。他戴着眼镜，穿着西服，未曾开口，先向全场扫视了一遍。大家屏息凝神，都望着他，等他开口说话。有的人还打开速记本，准备把陶行知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陶行知并没有讲话。他从包里抓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公鸡喔喔地乱叫。台下听众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接着，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他左手按住鸡的头，逼它吃米。鸡直叫不吃。陶行知又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塞进去。鸡挣扎着仍不肯吃。接着，陶行知轻轻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后退了几步。只见大公鸡抖了抖翅膀，伸头四处张望了一下，便从容地低下头吃起米来。
　　这时，陶行知说话了：“各位，你们都看到了吧。你逼鸡吃米，或者把米硬塞到它的嘴里，它都不肯吃。但是，如果你换一种方式，让它自由自在，它就会主动地自己去吃米”
　　陶行知又向会场扫视了一圈，加重语气说：“我认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因硬灌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去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陶行知讲完，把公鸡装进皮包，又向大家鞠了一躬，说：“我的话讲完了。”便退下场去了。
　　听众们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只是过了一会儿，会场上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很多人边鼓掌边喊：“好！陶先生讲得好！讲得好！”
“四块糖”——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友的学生，是学校中颇有名气的“孩子王”，经常惹是生非，屡生事端。一天，陶行知看见王友用土块砸一个同学，当即制止了他，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放学之后，陶行知从外面办事回来，远远地看见王友在校长室门前徘徊等候，于是，他赶紧把王友请进校长室。
　　进入校长室后，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他，带着歉意的语气说：“这块糖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而我却迟到了。”王友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校长，迟疑地接过糖。这时，陶行知微笑地看了一眼他，想了一想，又掏出一块糖来递给他，说道：“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是因为我不让你砸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听我的话，很尊重我。”这时，王友神态紧张，愈发不安起来。接着，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的又掏出一块糖来，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位同学，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应该奖励你啊！”没想到，陶行知话音刚落，王友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道：“陶校长，我错了，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应该对他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听到这里，不禁大笑，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来递给他，高兴地说：“为你能正确认识错误，再奖你一块。现在我的糖已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希望你以后改正错误，好好地学习，把精力用在课业上”。自此以后，王友同学果然认真学习，团结同学，遵守学校纪律，再也没有犯过错误。
　　这小小的“四块糖”，折射出了陶行知高超的批评艺术。当陶行知看到王友站在校长室门前等他的时候，心里不免为他遵守时间而高兴，第一块糖在表扬他能够准时来到校长室，也创造出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让王友感觉到校长的慈祥与宽容，拉近了两者的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陶行知没有正面批评王友，而是抓住他听话的优点，从“侧翼”进一步表扬他，第二块糖不仅让王友折服于校长的宽容态度，而且开始自觉地反思他所犯的错误，从而真正地认识到错误。接着，陶行知依然没有直接批评他砸人的结果，而是从事情的反面入手，表扬王友砸人的原因，通过表扬王友犯错误的良好动机，使王友自然而然地认识到砸人的不良后果，所以第三块糖不仅使王友完全被校长的人格所征服，并主动承认了错误。事情本可以到此结束，但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陶行知又拿出第四块糖进一步激励他，既表扬他承认错误，又教育他以后不要再犯错误，从而将批评延伸到王友将来的行为之中。
　　在整个过程中，陶行知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提及王友的错误，而是将对他的关心、热爱与期望融入宽松和谐、幽默诙谐的情景之中，通过循序渐进、启发诱导、激励表扬，让王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整个批评过程自然流畅，“水到渠成”。陶行知的“四块糖”的确起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批评效果。

“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陶行知的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经朋友介绍，他到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进厂后，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出于无奈，他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应急。
　　证明寄来了，没等晓光交给厂里，父亲的急电到了。陶行知在信中严厉阻止晓光用此证明，并要他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发来了一封快信，信上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万一工作、学习被取消，你还是回重庆来……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信中还附来一张如实反映晓光学历资格的证明信。
　　“追求真理做真人”这七个字，体现了陶行知一生求真的精神，也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诚实无欺做真人
　　陶行知向师生提出：教师的任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任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为此，他主张在青少年时期必须经常给以“诚实无欺”的教育。听吧！陶校长在讲“斧头和樱桃树”的故事了：“年幼的华盛顿为了要试试手中的斧头是否锋利，把父亲最心爱的樱桃树砍坏了。这件事使得家中的佣工乱成一团，都说今天老爷回家定要大发雷霆。众佣工正在发愁研究对策时，忽听到从未有过的皮鞋敲击地板咚咚作响的脚步声，果然是老爷回来了。当华盛顿的父亲气呼呼地追查时，华盛顿诚实地低下了头承认了错误。父亲顿时怒气平息，亲昵地拍拍华盛顿的小脑袋，赞扬他勇敢承认错误是一种英雄行为，说：‘这要比一千棵樱桃树更有价值。'”
　　陶校长又朗诵了自己创作的长诗《平老静还金镯》：“平老静，家住在保定。人格最高尚，一品老百姓。夫妻开设肉包铺，保定人人都相信。但觉本钱不够大，有个朋友表同情，借了一双镯子去押当，包金镯子里面却是银。除夕拿钱赎出来，银镯变成纯赤金，这镯不是原来物，不义之财不可领。可喜大年三十晚，夫妻出门把老板寻，找着典当老板把镯换，不要赤金要包金。……保定包子铺几十个，唯独老静肉包最出名，老静并不登广告，人人心里自相信。”“诚实无欺”的美德就这样在陶行知经常不断的教育下，在学生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歙县人，但他的幼年时代却基本上是在休宁万安镇度过的。万安老街至今还存留着他少年时代读过书的蒙童馆，万安百姓至今也还念念不忘他小时在万安的故事。

陶行知的外公、外婆住在万安涨山铺。他7岁时，就被送到万安街跟从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对弟子严格。聪明过人、活泼可爱的小行知，从7岁到14岁一直拜在吴尔宽门下“寒窗苦读”，读完“四书”、“五经”，又学了不少中国历史与哲学，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33。尤其是写作方面，行知才思特别敏捷，诗文也格外出众，很受吴尔宽的赏识。因此，行知从小就是远近闻名、时常受到师长嘉奖的才子。

14岁那年，陶行知离开万安到颇具规模的歙县崇一学堂读书，知识面扩大了，求知欲望更强了，对万安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来休宁探望外公外婆和吴尔宽老师。1908年，从崇一学堂毕业行知刚17岁，他准备从万安启程到杭州学医，父亲得知消息，特从歙县赶来送行。他乘坐的木船，停靠在古城岩下、水南桥边。他背上行囊，跨上帆船，向送行的亲人挥手道别。父亲站在水南桥畔的水埠上，怀着无穷的希望，含着眼泪，一直遥望着他的帆影消失在远方，这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时隔23年后，正值不惑之年的陶行知已是誉满天下的知名人士，但昔日这一幕离别的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无尽的情思终于借一首《献诗》倾泻而出：“古城岩下，水南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望到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得到当年的泪珠？”

现在，诗人已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但诗中表达的父子之情，以及诗人对自己童年时代生活学习过的地方的怀念之情，却深深感动着每位读者。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e69da5e887aae79fa5e98193362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