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元帅的故事

1、彭德怀元帅的小故事
一次，警卫员给彭总泡了一杯茶。他端起来一看，发现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这茶叶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是管理科送来的。”彭德怀一听就火了，大声批评警卫员：“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警卫员笑着解释：“就这么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彭总一听，更加生气：“事情不大，可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他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
这是发生在1952年的一段往事，现在听起来，仍然让人肃然起敬。彭德怀所讲的道理，不仅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

2、关于朱德元帅的小故事：普通一兵
1929年的一天，朱德的通讯员在行军路上病倒了。朱德硬要通讯员骑上他的大黑马，自己挑担子。当部队要到松源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群众比过年还高兴，都巴不得立刻见到朱军长，但是因为谁也没见过朱军长，不知道哪个是7a64e58685e5aeb9362他。党代表告诉大家，朱军长骑的是大黑马。于是，队伍出现在面前时，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那个骑大黑马的人身上。只见黑马背上坐着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青年，面色也不太好，而且显得有点疲劳;前面走着一位挑担牵马的人，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壮汉。他正是朱德，他身穿一套黄灰色旧军装，脚踏草鞋，腿打绑带，肩上弯弯的扁担挑着四五盏船灯。在乡亲们疑惑的目光中，只听朱军长洪亮的嗓门冲着大家说道：“乡亲们好啊!”乡亲们这才明白，敬爱的朱军长原来已经来到了他们中间。

1、朱德：三改其名

朱德的母亲生下他时，给他取的乳名叫“狗儿”。朱德4岁时，父亲按照朱家的祖传字辈，给他取名“朱代珍”。1895年，他的私塾先生又给他改名为“朱玉阶”，希望他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

1909年初春，朱玉阶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因讲武堂是滇人所办，只收云南省人。他求学心切，就来到报名处，假称自己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并即兴将名字改为“朱德”。

2、彭德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彭德怀，乳名叫“真伢子”，原名叫彭得华。得华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二弟叫彭金华，三弟叫彭荣华。当年，彭得华应好友黄公略之邀到长沙投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考取后他回家告诉大家，自己改名叫彭德怀了。晚上，他对妻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3、林彪：嫌“林育蓉”太女性化而改名

林彪原名林育蓉。1925年，林育蓉报考黄埔军校。到广州后，他没有先去报考，而是走向了杨家祠堂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想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路上他一直想着改名字的事情。他认为“林育蓉”(有时也写作毓蓉、育容)过于女性化。

其实，他刚进入e68a84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9武汉共进中学就已考虑改名，他为自己起的新名是个“彪”字。但其父亲认为“彪”字含有刑戮、凶疾、失败之意，用在名字中不好。但是，当林育蓉走向杨家祠堂大门时，他在门房递上的会客单上，还是写下了“林彪”这个名字。

4、刘伯承：由“昭昭之明”到“子承父业”

刘伯承甫一降生，他的祖父刘正富和祖母杨氏在7天内先后离开了人世。因此家里给他取乳名为“孝生”，意指他一出生就服丧戴孝。

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是个失意秀才，一天突然想起《荀子·劝学》篇中的章句:“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就给刘伯承起名刘明昭，这是刘伯承最早的名字。“伯承”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后来给他改的。伯，即长子之意；“伯承”，有子承父业之意。

5、陈毅：“士不可不弘毅”

陈毅5岁那年开蒙入学，父亲陈昌礼给他取的学名叫世俊，号仲弘。陈毅15岁考入成都甲种工业职业学校，18岁赴法勤工俭学。一天，他读到曾子“士不可不弘毅”这句话，感触很深，于是他改名陈毅，将号“仲弘”与名“毅”结合在一起。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08.jpg[/img][/align]

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他见到了。翌年，经介绍加入了。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
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2、元帅——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11.jpg[/img][/align]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尽管他军事业绩上有胜有败，但从平江暴动到**停战，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战斗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他的军事造诣并不出色，但二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资历足以使他傲视群雄，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3、元帅——林彪（1906-1971）湖北黄岗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12.jpg[/img][/align]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是由于当时他是十人中除朱德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元帅——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13.jpg[/img][/align]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白崇禧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而对他则别有看法。授衔时刘伯承在党内军内已无实权，位列第四的原因一是因他的资历，二是他在军中人望甚高，三是不会将他对刘的看法公开化。

5、元帅——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14.jpg[/img][/align]

贺龙，借助南昌暴动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他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军事造诣和战绩没有任何出色之处。他创建红二军团时有很强的封建宗族色彩，在十年间洪湖苏区仅能自保，谈不上发展。后人往往将此归罪于夏曦洪湖肃反，其实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比洪湖苏区更为严重。抗战时一二零师是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力量最弱、战绩最小的，长期担任预备队的角色。
贺龙解放战争时仅任晋绥军区司令这一兵团级的职务，建国后任体委主任。但如仅就表象认为贺龙一无是处也不客观，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庐山会议后他更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成为牵制林彪的首要人物，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就出自他的手笔。

6、元帅——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07.jpg[/img][/align]
陈毅，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派系。他是半路出家从军的文人，军事造诣有限。抗战以来他指挥的较大战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要依赖粟裕。但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他与、、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而使得这三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只能是他，不可能是粟裕。

7、元帅——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15.jpg[/img][/align]

罗荣桓，众所周知他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二七年入党，从未担任过战略方面的最高职。同时他又是十人中学历最高的，上过大学。

8、元帅——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16.jpg[/img][/align]

徐向前，同贺龙类似，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分成为元帅。他的资历仅高于林彪和罗荣桓，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他的军事业绩最显著之处是曾指挥过一度是红军中最强的红四方面军。但自从指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后，再不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战绩。解放战争时他仅任兵团司令，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攻克了太原。由于红四方面军这一派系人数众多，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了。

9、元帅——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09.jpg[/img][/align]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尽管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但实际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他指挥华北野战军同傅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31作义对峙三年，没有出色的战绩。他一生的军事业绩中，凡辉煌之处往往与林彪有关：红军时期他是红一军团政委；抗战开始时他担任一一五师副师长；平津战役又是东野与华野联合作战，以至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位创作员曾经说过：“要想写好《聂传》，先得搞好《林传》。”

10、元帅——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align=center][img]http://cul.beelink.com.cn/20060303/pl06030310.jpg[/img][/align]

叶剑英，没有派系背景，没有实际战绩。由于在十人中名列最后，容易诱发人们揣测。实际上，因上述几个因素的制约，除他之外找不出别人能平衡这个位置了。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这一角色，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当他协助老蒋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林彪还没进黄埔的大门呢；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三年，他又任总参谋长直至建国。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扮演了微妙的角色。二七年七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暴动；三五年过草地时他的作为又导致了红军的公开分裂。且不说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对粉碎“四人帮”和华、邓之争所起的微妙作用了。至于他本人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如何，历史没给他机会证明。

开国将帅的故事：刘伯承
　　刘伯承（1892-1986），四川省开县人。一九一二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长。后留学苏联。一九三零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e68a847a686964616f330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