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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的S县城,荒凉偏僻,人口稀少。城区非常小,十足的蕞尔小县城。那时的十字街口也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四条通衢大道的交汇点,其实只不过是县城一里路长的大街在这里向西有个出口,通往党河新桥,沿途是民居,有一片窑洞式家属院,再往前过党河新桥就是西滩,那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十字街口”向东有条便道,可以骑自行车或是吆毛驴拉拉车去东滩的五七干校;便道两边是城关公社四队的田地和村落。“十字”西南角有小小的邮电所,东南角有座电影院,此外再无重要建筑物。街道东西路边是湍急的大渠和小水沟。“十字”东的大干渠上有供马车通行的“桥”,桥边砌水泥墩护栏,可以并排坐三四个人休憩。不知是何缘故——可能是交通便利以及电影院在此吧,这小桥墩便成了县城的社交场所。约会,等车、找人,一般都选在此。假设有人想要在县城发表公开演讲,那么此处必定是他的首选。那时没有车站、公园和市场,这一弹丸之地就代替了三者的功能。
当年S县城有著名的“四大不”,很能反映时代特色:一是“陈不亮”:县七一水电站陈站长发的电不稳定,家家户户晚上,电灯泡的钨丝忽然亮得炽白,忽然暗下去,暗下去,变成昏黄,最后只是一线红丝丝,眼看要熄灭,却又不灭,忽然又亮了,再亮,再亮,两道炽白灼目,又暗下去,就如此变来变去。二是“李不管”:文革时期法院是瘫痪状态,有夫妻闹离婚的、邻里闹纠纷的、婆媳闹矛盾的、同事闹债务的,如果去找原先的李院长主持公道,他一概不管,回说按毛主席教导,在群众运动中去解决。三是“左不准”:气象站站长左峰高,是一位老革命,他的天气预报,从来没有准确过。四是“毛不批”:虽然每逢过年过节《人民日报》总是庄严地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可是工业消费品、副食品和各种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商品的短缺使S县财贸公司毛主任伤透脑筋;各单位到他那里请求批条子买好烟好酒等等,他一概不批,说,没有。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副食商店,东西少得可怜,还要凭票证购买。有时候散装白酒可以不要票证,这是对牧区的特别优待;于是常有牧民进商店来打二两劣质烈酒,趴在柜台上一口一口地喝,一面乜斜着眼睛死盯着每一个进出商店的女人,权当是下酒菜,这名副其实是秀色可餐。
县城几乎每天晚上有酒场。因为除了周末在招待所大院球场上间或有篮球比赛,电影院大约每一个月有一场电影之外,县城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电影院基本上变成批斗阶级敌人或者是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堂了。头面人物在此作报告念文件,满嘴错别字。“裸”读“果”,“隅”读“偶”,“撑”读“掌”,“悼”读“掉”,等等。老百姓自然也是如此读法。
当时的S县城,喝酒乃是官民主要的文化生活。文教局长赵某嗜酒,他是每个酒场的常客。他636f7079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62每次喝酒必酩酊大醉,醉后必然挨个骂县上领导,从主任骂到书记,从宣传部长骂到公安局长,从防疫站长骂到医院院长。县上大大小小头头脑脑,他一网打尽。赵局长把他们一个一个骂得狗血喷头,是臭狗屎一堆。不过到深更半夜他摇摇晃晃地回家睡觉,一觉醒来,回想自己酒德不佳,追悔莫及,又赶紧起床盥洗,穿戴整齐,去他骂过人家的府上,一家一家登门赔礼道歉,又是敬礼,又是打自己的嘴。可是到下一次喝酒,他还是一喝就醉,醉后照样以污言秽语把衮衮诸公骂一个痛快淋漓,完了第二天再去负荆请罪。挨了骂的人只好安慰他:大家都晓得你是刀子嘴,婆婆心,不见怪。但是心里都讨厌他。谁若有酒场不请他光临,他就把谁骂得更厉害,祖宗八代一个不饶。因此大家只好硬起头皮请他来喝酒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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