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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
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2、有轿车不坐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3、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4、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至亲关系、为革命做过贡献、光荣烈属，又有专业技能，这样的条件，得到一点照顾，在北京安排一个岗位，似乎也不会有人非议。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如果开了裙带之门，开了念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e799bee5baa6e4b893e5b19e365赖。
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又回了一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5、熟读活用《三国演义》
毛泽东读了几遍《三国演义》，恐怕连他本人也记不清了。他读《三国演义》，有时候是一本书一次看完，有时候是选择性地细看某一个故事章节。毛泽东每一次看《三国演义》都会有新的见解和收获，这也是他对《三国演义》百读不厌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革命最低谷时期，党内的少数左倾主义分子极力诋毁毛泽东，说他是个书不离手的书呆子，说他是用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封建主义来指导革命。当时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毛泽东熟读古典文学，熟读《三国演义》，并且引用历史上的典故为今天所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作法。”说得这些人哑口无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毛泽东延安时期的三个小故事
人民网-毛泽东的家风故事
人民网-毛泽东的三国情结：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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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时，陆苇作为救援部队知中唯一的一名通信兵，就在这支队伍的行列。在明知8个亲人被埋在附近的废墟中，陆苇强忍心中的悲痛紧张展开工作，当天晚上就完成了超短波基地台和单边电台的搭建。
5月23日，根据任务需要，部队要从北川县城开赴擂鼓镇展开救援。临走前道，战友们哽咽着告诉他，他的亲人由于被埋得太深，部队虽还在全力营救，但估计生还的希望已经不大。
听到这个消息，陆苇一下子跪倒在地，悲痛不已地哭道：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你们原谅我吧！说完，陆苇擦干眼泪，就奔赴下一场救援工作中。
在那一场战斗中，陆苇和战友在北川县救出群内众156人，安全转移群众5300余人，成为北川救援中的“抗震先锋”。
扩展资料
地震与防灾减灾日容：
1、经国务院批准，由于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害，损失影响巨大，举世震惊。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被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2、减灾日的设立，有利于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有利于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的普遍增强，有利于推动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的普及推广，最大限度地有效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奋不顾身，大爱无边
记得当年的S县城，荒凉偏僻，人口稀少。城区非常小，十足的蕞尔小县城。那时的十字街口也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四条通衢大道的交汇点，其实只不过是县城一里路长的大街在这里向西有个出口，通往党河新桥，沿途是民居，有一片窑洞式家属院，再往前过党河新桥就是西滩，那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十字街口”向东有条便道，可以骑自行车或是吆毛驴拉拉车去东滩的五七干校；便道两边是城关公社四队的田地和村落。“十字”西南角有小小的邮电所，东南角有座电影院，此外再无重要建筑物。街道东西路边是湍急的大渠和小水沟。“十字”东的大干渠上有供马车通行的“桥”，桥边砌水泥墩护栏，可以并排坐三四个人休憩。不知是何缘故——可能是交通便利以及电影院在此吧，这小桥墩便成了县城的社交场所。约会，等车、找人，一般都选在此。假设有人想要在县城发表公开演讲，那么此处必定是他的首选。那时没有车站、公园和市场，这一弹丸之地就代替了三者的功能。
当年S县城有著名的“四大不”，很能反映时代特色：一是“陈不亮”：县七一水电站陈站长发的电不稳定，家家户户晚上，电灯泡的钨丝忽然亮得炽白，忽然暗下去，暗下去，变成昏黄，最后只是一线红丝丝，眼看要熄灭，却又不灭，忽然又亮了，再亮，再亮，两道炽白灼目，又暗下去，就如此变来变去。二是“李不管”：文革时期法院是瘫痪状态，有夫妻闹离婚的、邻里闹纠纷的、婆媳闹矛盾的、同事闹债务的，如果去找原先的李院长主持公道，他一概不管，回说按毛主席教导，在群众运动中去解决。三是“左不准”：气象站站长左峰高，是一位老革命，他的天气预报，从来没有准确过。四是“毛不批”：虽然每逢过年过节《人民日报》总是庄严地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可是工业消费品、副食品和各种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商品的短缺使S县财贸公司毛主任伤透脑筋；各单位到他那里请求批条子买好烟好酒等等，他一概不批，说，没有。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副食商店，东西少得可怜，还要凭票证购买。有时候散装白酒可以不要票证，这是对牧区的特别优待；于是常有牧民进商店来打二两劣质烈酒，趴在柜台上一口一口地喝，一面乜斜着眼睛死盯着每一个进出商店的女人，权当是下酒菜，这名副其实是秀色可餐。
县城几乎每天晚上有酒场。因为除了周末在招待所大院球场上间或有篮球比赛，电影院大约每一个月有一场电影之外，县城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电影院基本上变成批斗阶级敌人或者是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堂了。头面人物在此作报告念文件，满嘴错别字。“裸”读“果”，“隅”读“偶”，“撑”读“掌”，“悼”读“掉”，等等。老百姓自然也是如此读法。
当时的S县城，喝酒乃是官民主要的文化生活。文教局长赵某嗜酒，他是每个酒场的常客。他每次喝酒必酩酊大醉，醉后必然挨个骂县上领导，从主任骂到书记，从宣传部长骂到公安局长，从防疫站长骂到医院院长。县上大大小小头e69da5e887aae799bee5baa6362头脑脑，他一网打尽。赵局长把他们一个一个骂得狗血喷头，是臭狗屎一堆。不过到深更半夜他摇摇晃晃地回家睡觉，一觉醒来，回想自己酒德不佳，追悔莫及，又赶紧起床盥洗，穿戴整齐，去他骂过人家的府上，一家一家登门赔礼道歉，又是敬礼，又是打自己的嘴。可是到下一次喝酒，他还是一喝就醉，醉后照样以污言秽语把衮衮诸公骂一个痛快淋漓，完了第二天再去负荆请罪。挨了骂的人只好安慰他：大家都晓得你是刀子嘴，婆婆心，不见怪。但是心里都讨厌他。谁若有酒场不请他光临，他就把谁骂得更厉害，祖宗八代一个不饶。因此大家只好硬起头皮请他来喝酒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