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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得很详细. http://lxmxs.sharera.com/blog/BlogTopic/21285.htm
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领导的第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途经洞口县境,北上抗日。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红军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深深地铭刻在老人们的心里,流传在广大的群众中,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7a64e78988e69d83335,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097056.html?si=1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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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他见到了。翌年,经介绍加入了。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
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2、元帅——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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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尽管他军事业绩上有胜有败,但从平江暴动到**停战,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战斗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他的军事造诣并不出色,但二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资历足以使他傲视群雄,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3、元帅——林彪(1906-1971)湖北黄岗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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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是由于当时他是十人中除朱德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元帅——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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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白崇禧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而对他则别有看法。授衔时刘伯承在党内军内已无实权,位列第四的原因一是因他的资历,二是他在军中人望甚高,三是不会将他对刘的看法公开化。
5、元帅——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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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借助南昌暴动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他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军事造诣和战绩没有任何出色之处。他创建红二军团时有很强的封建宗族色彩,在十年间洪湖苏区仅能自保,谈不上发展。后人往往将此归罪于夏曦洪湖肃反,其实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比洪湖苏区更为严重。抗战时一二零师是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力量最弱、战绩最小的,长期担任预备队的角色。
贺龙解放战争时仅任晋绥军区司令这一兵团级的职务,建国后任体委主任。但如仅就表象认为贺龙一无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1是处也不客观,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庐山会议后他更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成为牵制林彪的首要人物,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就出自他的手笔。
6、元帅——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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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派系。他是半路出家从军的文人,军事造诣有限。抗战以来他指挥的较大战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要依赖粟裕。但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他与、、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而使得这三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只能是他,不可能是粟裕。
7、元帅——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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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众所周知他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二七年入党,从未担任过战略方面的最高职。同时他又是十人中学历最高的,上过大学。
8、元帅——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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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同贺龙类似,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分成为元帅。他的资历仅高于林彪和罗荣桓,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他的军事业绩最显著之处是曾指挥过一度是红军中最强的红四方面军。但自从指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后,再不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战绩。解放战争时他仅任兵团司令,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攻克了太原。由于红四方面军这一派系人数众多,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了。
9、元帅——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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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尽管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但实际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他指挥华北野战军同傅作义对峙三年,没有出色的战绩。他一生的军事业绩中,凡辉煌之处往往与林彪有关:红军时期他是红一军团政委;抗战开始时他担任一一五师副师长;平津战役又是东野与华野联合作战,以至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位创作员曾经说过:“要想写好《聂传》,先得搞好《林传》。”
10、元帅——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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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没有派系背景,没有实际战绩。由于在十人中名列最后,容易诱发人们揣测。实际上,因上述几个因素的制约,除他之外找不出别人能平衡这个位置了。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这一角色,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当他协助老蒋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林彪还没进黄埔的大门呢;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三年,他又任总参谋长直至建国。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扮演了微妙的角色。二七年七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暴动;三五年过草地时他的作为又导致了红军的公开分裂。且不说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对粉碎“四人帮”和华、邓之争所起的微妙作用了。至于他本人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如何,历史没给他机会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