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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一、诗歌的基本特点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和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精炼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建筑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①这个定义性的说明，实际上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切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都要求进行艺术的集中概括，但是诗歌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较，要求集中性、概括性的程度更高。
诗歌怎样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呢？一般地讲，诗人总是选取生活中最有特征、最典型的事物，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高度浓缩，集中概括在这些事物之中，通过描写这典型事物的形象特征，就可以表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具有更普遍的思想意义。白居易的《琵琶行》，全诗通过描写一个歌女弹奏琵琶的事件，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了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诗的前半部分（从“浔阳江头夜送客”到“唯见江心秋月白”），通过集中描绘琵琶弹奏的音乐，表现歌女“平生不得志”的“幽情暗恨”，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61隐约地反映着她的“心中无限事”。紧接着第二段（从“沈吟放拨插弦中”到“梦啼妆泪红阑干”），歌女自述其生活遭遇，集中概括了她从少到老的生活经历，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京城长安的繁华生活。末尾一段，诗人自叙受谗被贬，谪居浔阳城的生活景况。诗中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句，将诗人与歌女都从帝京沦落到“天涯”的生活遭遇和“不得志”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从而使所反映的生活事件更具有普遍意义。结尾“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更是集中地表现了诗人长期郁结在心中的思想感情。全诗不论是描写景物、叙述事件或是抒发感情，都是十分集中、凝炼的。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全诗只有八句五十六字，由于选择了长征过程中最富有特色、最有代表的事物加以描写，因而能以最精炼的形式形象地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历程，充分表现了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和作者的革命豪情，显示了诗歌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的特点。
第二、抒情言志，饱和着丰富的思想感情。
诗歌的抒情性极强，作品饱和着丰富而强烈的思想感情。我国传统的诗歌理论都很重视这个特点。《尚书·尧典》①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样的记载②；汉代的《毛诗序》在论及诗歌抒情言志的特点时写道：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里已经说明诗歌、音乐、舞蹈都是人们心中的“情”、“志”的表现，是由“情动”而引起的。对此，汉唐及以后的学者还有不少的解释。他们认为“情”、“志”、“意”实为一体，都是属于人的思想感情。所谓“诗言志”，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诗歌要表达思想，抒发感情。
实践经验证明，诗歌的创作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伴随着诗人感情的激动而进行的，是其强烈感情的产物。郭沫若就曾经谈过诗人的感情与诗歌作品感情的密切关系。他在《论诗三札》中说：
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的《国风》、王维的绝诗、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写芭蕉的歌句，泰戈尔的《新月集》。①
这里说“雄浑”的诗是由“大波大浪的洪涛”式的感情形成的，“冲淡”的诗则是由“小波小浪的涟漪”式的感情形成的。其中所举中外诗人的作品，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但都渗透着诗人丰富强烈的思想感情。
饱和着诗人的思想感情既然是诗歌的一个根本性的特点，那么，诗人的思想感情是高尚健康、还是低级庸俗；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情假意；是同时代精神、人民感情相联系，还是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的“自我表现”，就直接影响作品的格调和艺术价值了。因此，高尔基说“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②郭沫若说：“抒情不仅是抒写个人的感情，要抒写时代的感情。把个人和集体打成一片，把作者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有把握抒写时代的感情。”③
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
诗歌不仅要有丰富的思想感情，而且还要将思想感情与作品描绘的生活图画融为一体，通过生动优美的形象感染读者。这就需用丰富的想象，大胆的联想和幻想，从而突破物我之间、时空之间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将人的心灵感受和丰富情感表现出来。因此，对于诗歌而言，想象、联想和幻想，不仅是意象的联缀、运动，而且是意象的创造，境界的拓展，情感的释放。没有想象、联想和幻想，也就没有诗。
无论是古诗还是新诗，是中国诗还是外国诗，想象、联想和幻想都是活跃生动而丰富多彩的。且不说在我国从屈原的《离骚》到李白、李贺直到现代诗人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有彼彼皆是的想象、联想和幻想。从《诗经》而发端直到杜甫、白居易再到现代诗人的艾青、田间等偏重于现实主义的诗歌，也都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诗经》首篇的《关睢》起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表现手法的角度讲是“起兴”，从想象联想的角度讲，则属于相似性联想。白居易是有定评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不仅他的《琵琶行》、《长恨歌》想象瑰丽，联想丰富，就是他那《江南好》的词调，也实在是一幅想象创造的胜景挚情。至于在外国诗歌中，不论是拜仑、雪莱，还是歌德、海涅，不论是普希金、莱蒙托夫，还是惠特曼、泰戈尔，其作品都同样有想象、联想和幻想的鲜明特点。
第四、语言的音乐美
诗歌语言特别要求富有音乐性，音乐美可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因素，包括节奏、音调、韵律等。诗句要求节奏鲜明、音调和谐，符合一定的韵律，吟诵动听感人，具有音乐美。
节奏是诗歌语言音乐性的最主要因素，包括诗句中音节有规律的间歇和停顿，即通常讲的“拍节”和“顿数”，也包括音响的抑扬相间和强弱配合。节奏的强弱缓急与人的思想情绪有直接的联系，例如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军歌的歌词“向前进、向前进”的节奏，与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的节奏就迥然不同。前者激昂短促，是战斗情绪的表现；后者平和舒缓，是愉快心情的表现。郭沫若在《论节奏》中说：
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的形式，或者先抑而后扬，或者先扬而后抑，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成了诗的节奏。所以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①
关于音韵、声调方面的音乐美规律，在前一章讲述文学作品语言的音乐性特点时已有具体说明，这里从略。
二、诗歌的意境
凡是评价学意义上的诗歌，都应该具备和体现诗歌的基本特点。但真正优秀的诗歌，不仅充分体现着诗歌的一般特点，而且特具一种耐人寻味、引人遐思的东西，这便是意境。意境虽然并非诗歌所专有和独具，但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却以诗歌最为讲究、最为突出、最有代表性。
人们在阅读和品味优秀诗歌时，常常会超脱于言语意象之外，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并由之进入一种溟漠恍惚的境界之感。这种引人于溟漠恍惚之境的诗的氛围、内蕴、旨趣或情味，就是通常所说的意境。它对读者而言，不仅是“诗中之画”，而且更是“诗中之画”的那个“画”再生之“诗”，总透着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韵味。很显然，这样的诗才真正耐人寻味。那么，究竟什么是意境呢？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古人和今人均有不少探究。把这些探究成果归纳、分析、综合，便大致可以明确它的含义并理出其对意境认识的粗略线索。
所谓意境，是指艺术创造特别是诗歌创造所达到的一种能令人感受领悟、玩味无穷却又难以明确言传、具体把握的艺术境界，它是形神情理的统一，虚实有无的协调，既生于象外，又蕴蓄于象内。关于意境的探究，虽然可追溯到先秦老庄和《易经》等言与象，象与意等关系的阐释，追溯到汉代佛学传入后关于佛家修炼达到的境界所称的意境，也可从我国魏晋时期关于言意之辩中得到启发，但意境作为诗歌概念或艺术概念的正式提出，则首见于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他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意境理论经宋元发展至明清深入探讨，清代诗论家叶燮有精彩闸述，而晚清学者王国维则集其大成。叶燮在《原诗》中谈到诗的意境时，用的是“至处”这个概念。他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言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溟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他并且举了杜甫的一些诗作了精彩的分析，以说明意境之“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王国维则在其《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反复论述了意境及其与之同义的另一术语“境界”，指出：“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境界而已。”因此，意境的有无高下，关系到诗歌的成败高下，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境界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理解诗歌的意境，当然首先要注意作品是否表现了真景物、真感情，是否情景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是否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尤其必须注意诗歌意境的创造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决非单纯的情景交融。总的说来，意境是诗人和艺术家直觉和理解、情感和思维、意识和无意识相互交融、共处于兴奋状态下所获得的既能恰当地寄托自己的情感心意、又能巧妙地使之生发延展的知觉表象，因而它的特点在于：它是心与物的协调统一而心驰物外，是意与境的浑然一体而意溢于境，是情与景的水乳交融而情漫于景，是虚实有无的相济相生、相辅相成，有处实处是物，是境，是景，无处虚处是心，是意，是情。关于诗歌中的具体意境，从李白的《静夜思》到杜甫的《望岳》，从李贺的《天上谣》到李商隐的《琴瑟》、杜牧的《清明》，从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我们都会深切地有所感受，尽管有“境一而观境之人之心不一”的状况。总之，优秀的诗歌是应该有意境并且有深邃高妙的意境的，否则便可能流入味同嚼蜡之地。
三、诗歌的一般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①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①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②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③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④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⑤如《诗经》中的《关睢》、《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迭、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
四、诗歌的基本分类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等。
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等。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而剧诗的特点就兼有叙事和抒情的性质。
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等。
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象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同时，他被《诗垦地》一群年轻诗人邹荻帆、阿垅、曾卓、冀汸、绿原等清新的诗作强烈吸引。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
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31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作品欣赏
鹰的诞生
啊，谁见过，/鹰怎样诞生？在高山峡谷，/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仰望着鹰窠，/像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在哪棵上）/树尖刺破天，/风暴刮不弯。鹰的窠，/简简单单，/十分粗陋，/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还夹杂了许多荆棘芒刺。/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它们在鹰窠里闪闪发光。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啊，有谁看见过，/雏鹰在旷野上学步？/又有谁看见过，/雏鹰在屋檐下面歇翅？雏鹰不是在平地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的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
华南虎
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隔着两道铁栅栏/向笼里的老虎/张望了许久许久/但一直没有瞧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宠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你的健壮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绑着/活活地铰掉的吗？/还是由于悲愤/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老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汗血马
跑过一千里戈壁才有河流
跑过一千里荒漠才有草原
无风的七月八月天
戈壁是火的领地
只有飞奔
四脚腾空的飞奔
胸前才感觉有风
才能穿过几百里闷热的浮尘
汗水全被焦渴的尘砂舐光
汗水结晶成马的白色的斑纹
汗水流尽了
胆汁流尽了
向空旷冲刺的目光
宽阔的抽搐的胸肌
沉默地向自己生命的
从肩脚和臀股
沁出一粒一粒的血球
世界上
只有汗血马
血管与汗腺相通
肩脚上并没有翅翼
四蹄也不会生风
汗血马不知道人间美妙的神话
它只向前飞奔
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
为了翻越雪封的大坂
和凝冻的云天
生命不停地自燃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
汗血马
扑倒在生命的顶点
焚化成了一朵
雪白的花
十年来，我到过桂林两次。每次归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风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桂林的山水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航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峰，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着实把我深深地迷住了。但是，当时与过后，我并没有萌生过写风景诗的念头。我曾就这个事实与绿原谈论过。我对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画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个人气质的因素之外，还由于不善于纯客观地描绘事物，写所谓的“自然诗”。如果主客观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借冷静的技巧写一行诗的。绿原去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美漓江风景的诗。但有不少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可以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佩服他们这种捕捉诗情画意的本事。我去过黄山，游得也很畅快，登上天都峰，目睹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昆虫的歌》。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昆虫的圣地”。我到过玲珑剔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生命》，我歌颂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顽强地生长着、姿态苍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作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摹仿，而且他自己以后也无法写第二首相似的诗。这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能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能强加于别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去桂林时，写了一首《华南虎》，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有料到竟然写了一首大煞桂林风景的老虎诗。老虎，按它的气质与形象，很难与桂林山水联系起来。但是，我却以愤激的情绪写了一只体态并不出众的虎。有生以来，我多次见到虎。那些虎，比桂林的这只华南虎，要威武得多。1951年，在齐齐哈尔见过一只囚放铁笼不久、狂吼不已的东北虎，在北京动物园见过不下三五只老虎。但都没有动过写虎的念头。前面说过，我的气质不是喜欢写壮美的事物吗？为什么没有写狂吼如雷的东北虎？一般说，我这个人对生活的感应还不算迟钝，但让我冷静地剖析我当时的感应，使之理论化，确没有这个本领。我只能尽量真实地写下当时形成诗的经过。
冷静地想想，1973年的当时，我如在另一个地方，遇到老虎，不见得能写出这首《华南虎》。桂林动物园的这只虎，给我的灵魂以震惊的是它的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爪子，还有墙上带血的抓痕，一下子把我点爆了起来。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那天，桂林的天气燠热难当。我和两位同伴坐在几棵夹竹桃树阴下一条石凳上休息。——桂林的夹竹桃不是盆栽，它是高大的树，有三四丈高，满树粉红的花朵，发出了我熟悉的甜甜的气味，否则真难相信它就是夹竹桃。对面是桂林动物园，由于无聊，我们走进园内。炎炎如火的阳光，蒸烤着一个个铁笼，里面大半是蟒、蛇，还有几只猴。在最后一排铁笼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华南虎。正如我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它四肢伸开，沉沉地睡着（？）。我看到血淋淋的爪子，破碎的，没有爪尖，最初我还没有悟过来，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动物园的老虎，牙齿、趾爪都要剪掉或锯掉。这只虎，就用四只破碎的趾爪，愤怒地绝望地把水泥墙壁刨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血痕，远远望去像一幅绝命诗似的版画。我立在铁笼外好久好久，我想看看虎的眼睛。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虎的眼睛也应当是灵魂的窗子。但它始终没有转过脸来。这四只虎爪已经足够使我的灵魂感到惭愧。我想，从遥远的长江南岸来桂林，原只是想在大自然无邪的怀抱中解脱一下，现在我居然还作为一个观众，有兴趣来欣赏被囚禁的老虎。我没有老虎那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于是，匆匆离开。我并没有听到虎啸，但期待着1951年在嫩江岸上听到过的东北虎那样的怒吼。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虎啸更凄厉的更洪亮的声音，我即使再悲愤，拼出全生命的血气，也吼不出如此强劲的声音。
回到干校时，当天就匆匆写了这首《华南虎》。写得比较长，大约在一百行上下。我写诗有个弱点，不凝练。绿原多次提醒我说，不论做人，还是作诗，都应当尽力凝练，抒情诗一般不要超过一百行。我生活作风散漫，写诗常常拖沓，不深刻，感情不集中，很不讲究结构。绿原的话，十分中肯。因此，1979年，我整理誊清这首诗的时候，我删去枝枝蔓蔓的东西，剩下不到五十行。去年编集子时，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结尾添了两行：
还有滴血的，
巨大而破碎的趾爪！
我觉得，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即使让人看见它的“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总感到还没有写出最震慑人心的那个特殊的形象，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爪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最后添的这两行，我感到满意。一首诗，必须给读者留下一点难忘的与众不同的形象。人们常说，每首诗有一个“核”，有一个感情的爆发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融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相信，这首《华南虎》，如果失去滴血的趾爪，而且最后不出现腾空而过的具有动感的形象，它就会显得平淡无奇。
这首诗，有一处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
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是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
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
（选自《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解读牛汉的诗
余 玮
“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牛汉
“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见证“苦难”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博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诗史上，第一个不使苦难在笔下失重的大诗人。当年，血气方刚的牛汉，就是衣袋里装着艾青的《北方》诗集，走上抗日和写诗的道路。艾青对牛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终生的。艾青的《北方》诗集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分量，就在于独创了许多凝聚着民族苦难的情境。牛汉也像艾青那样，努力去开创诗歌中独特的苦难情境。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抒写一行诗。”
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祈盼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大灾难，是牛汉诗歌创作的“自定义”。
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
幸福不是享受
“1955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25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
生命的动力
他说诗是他生命的动力，没有诗也就没有他今天。2003年5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该奖是马其顿作家协会设立的一项国际性文学奖。“当得知马其顿共和国的‘文学节杖奖’授予我时，顿时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节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博大而高远的意象，它不仅象征庄严和神圣，还显示着凛然巍然的权威。而我，不过是一个朝向人类诗歌圣境苦苦跋涉的平凡的老人而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动荡严酷的生涯之中，曾渴望为理想世界的创建，全身心地将自己燃烧干净:血浆、泪水、筋骨，还有不甘寂灭的灵魂，都无怨无悔地为之奉献。或许就是由于这点执着而且痴情的精神，才得到读者的理解和信任；也可以说正因为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不灭的信念息息相关，才熔铸成我的真实的人和诗的气质。”
在现当代诗坛，牛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中学生中间，更因为他的不下10篇诗文入选了人教版教材及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学生课本，而有着无数的粉丝。在最近《诗选刊》搜狐网举办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中，68万读者投了他的票。在评出的十大受喜爱的诗人中，牛汉排第5位。“得到读者的认可，我很欣慰。”
“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牛汉说:“我一生写过多少首诗，从未计算过，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的诗绝大部分是沉重的，这的确是我的终生遗憾。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写一些甜蜜的柔和的诗篇，我苦苦地写诗也正是为了能尝到一滴从未尝到的蜜。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作为一个真诚的诗人，没有写过一首苦味的诗的诗人几乎没有。如果有谁自命为诗人，却从未写过一首苦味的诗，我绝对不信任这个诗人的品质，我更不会欣赏他或她的诗。我多么渴望自己的诗能让读者咂出一点未来的甜蜜。”
“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
石缘
牛汉的书房不大，但整面墙是书架。书，横的、竖的，密密匝匝，大部分是诗集和文学作品。记者注意在案头和书橱里有许多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从形态到色泽全是些未经洗磨打光的天然石，通体裸露着不驯的野性。牛汉与这些石头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谊。
诗人指着一个用精致的木盘托着的大石头谈开了——那是牛汉在湖北古云梦泽服劳役时，有一次在炎炎的阳光下翻土，面前突然出现一块鹅黄色的石头，他弯下腰身，捧起了它，它比一般石头重得多，牛汉用裸身的热汗擦净了它，它像被唤醒睁开眼睛似地闪射出凝重而深情的光芒。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把它接过手，掂了又掂，摩挲了又摩挲，还用舌尖舐舐，对牛汉说:“你找到块宝贝，多半是田黄，不过打磨起来极难。它在地下至少埋没了几万年了。”这位古典文学专家又说:“可以断成石料，打磨成最名贵的图章石。”牛汉心想:为什么要伤害它，把它肢解为图章？不能，决不能！应当保存它完美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经神圣的土地孕育而成的诗的意象。
“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偌大的一片未开垦的荒地，全是褚色的胶泥，为什么只发现这一块石头，它怎么能经受了几万年的深埋而没有化为泥土？”牛汉带回宿舍后，藏在枕边，夜里常常摩挲它，搁在额头，沁凉沁凉的，仿佛有一股清莹的泉水浸润着他燥热的肌体。“我曾试图写一首诗，但没有写成。只记得想写它3个高洁的品性:第一，它坚硬，经得住埋没，抗得住腐化；第二，它沉默，耐得住寂寞；第三，它心中聚着不灭的火，遇到打击，能灿然迸发出来。这块石头(就是托在木盘里的)给了我大的智慧和力量。我从此学会了石头的沉默，发现沉默是最坚固的语言，沉默是最深远的境界，如卡夫卡所说，一个人或许能逃得过歌声(还有诅咒)，但绝逃不出捕捉不到的沉默，沉默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
魁伟的身材，炯炯放亮的眼神，声如洪钟，稳健昂首的步伐，要不是一头华发，硬朗得你跟本无法与他80多岁的年龄相并联系——举止言谈精气神十足。采访的那天，没想到恰好是牛汉83岁的生日，中国作协和诗刊社的领导先后向他祝贺生日。“我腰板很直！不，我的脊梁很直。”牛汉的话幽默而有诗的味道。现在，每每有人称羡他身体健康时，他总说多亏了那20多年的劳动改造。一切的不幸被一句轻松的幽默带过，无数的磨难已化作斑斓的人生。
牛汉的夫人吴平可谓是名门之后，她的爷爷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是后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吴平曾在河南洛阳一带和牛汉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吴平在晚年因为骨折而多年卧床不起，全凭牛汉一人照料。“现在，老伴走了，我已成了孤家寡人，也无家务琐事缠身，又可一心一意专事写作了。”
“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闲人一个，粗茶淡饭，饭后无事看看书，看看电视，出去散散步，有时候跟年轻人谈谈心。现在我的人生到达了这样一个开阔、自在的境界，可以谈自己的心里话、真话，把心中的疙瘩、块垒吐出来，本身是一种舒畅的感觉，你说是幸福也可以。”牛汉这位山西汉子真有些口直心快。
放弃是智慧之光的闪现，放弃是一种品质，一种操守，只有懂得如何放弃的人才能彻悟人生。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独自上山砍柴，在荒山野岭里突然碰着一条毒蛇，被蛇咬伤了小脚趾。此地离医院较远，而毒液顷刻间就会扩散，这时小男孩勇敢果断地举起锋利的柴刀砍断了小脚趾，忍着疼痛到了医院。经过几分钟的包扎，终于包好了，家中亲人们知道后纷纷来探望，赞e68a84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9扬他的聪明和勇敢。小男孩放弃了一只小脚趾，却保住了生命。
也有那么一件事，有一位渔民，他每天都出海打鱼，划着使用多年而破烂的小船出海。一天，他照常一样出去，傍晚的时候，突然奇迹出现在他眼前。一个只能容下一人的小岛上放着一箱财物，他捡到后原可以带回家变成自己的家产，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可他在想既有第一箱，应该还会有第二箱、第三箱吧。于是他不停地找啊找，船中的钱财虽已增多。但他那破旧的船乘不住这么大的重力，慢慢地下沉了。最后渔民后悔都迟了，抱这那些财物淹死在大海中。
勇于放弃着果断，乐于放弃者豁达，善于放弃者智慧。
放弃对金钱的贪欲，放弃对虚名的争夺，放弃对权力的角逐，放弃耗费精力的争吵，放弃屈辱留下的仇恨，放弃中伤带来的痛楚……
放弃了，才会获得，只有懂得放弃的人才能彻悟人生，才会一生幸福。